有时是西城某座香火冷清的道观神像下的暗格），悄悄接触了几个过去或因政见不合、或因利益冲突而明确遭到文相打压排挤的中层官员。
这些官员分布在户部、都察院甚至是一些看似清闲的衙门，他们手中或许没有直接证据，但他们了解文相一系的运作模式，知晓哪些环节可能存在漏洞，或者哪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林澈与他们接触时，绝不提及核心证据，只以“探讨朝局”、“关心漕运积弊”等名义，交换一些外围信息，并谨慎地观察这些人的反应和立场。这就像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暗中联系对竞争对手不满的前员工或边缘合作伙伴，搜集零散情报，拼凑完整图像。
与此同时，他并未放弃对宫内渠道的铺设。
在递出给冯保的密信数日后，他通过中间人收到了一个极其隐晦的回音——并非承诺，只是一句“已知悉，静候”。这模棱两可的回应，反而让林澈稍稍安心。
至少，这条线没有断，冯保没有立刻拒绝，说明他也在观望权衡，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
在复杂的组织内部斗争中，这种非正式的、不具名的“已读”回执，往往意味着对方打开了沟通窗口，等待更明确的筹码或时机。
都察院御史方正那边，则显得积极主动得多。他几次借故来到虞衡司，名义上是调阅旧档，实则是与林澈交换最新“发现”。
方正利用其言官身份，可以风闻奏事，他开始在奏疏中有意无意地提及漕运损耗异常、工部采办流程僵化等老问题，虽未直接点名皇木厂，但字里行间透出的质疑，已然在清流圈子中引起了一些讨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
林澈则需要小心地控制着方正的“火力”，既不能让他过早地暴露真实目标，又要借助他的声音，让某些人感到不安，或许能在慌乱中露出破绽。
这类似于利用媒体或舆论监督来给对手制造心理压力，迫使其行动。
在对虞衡司内部的整饬上，林澈做得更为精细。
他以提高办案效率、厘清权责为由，重新划分了几个书吏的职责范围，将一些涉及钱粮文书核验、档案调取的关键环节，交给了经过他反复观察、背景相对干净、且家中或有老小牵绊、不易被轻易收买的人。
同时，他借口库房需要防潮整理，亲自带人将虞衡司的档案库房，特别是靠近那间密阁的区域，彻底清理了一遍，并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用于检查是否有人闯入的微小印记。
这种内部管控，如同在关键部门进行岗位轮换和权限收紧，并加强物理安全措施，防止内部泄密和破坏。
然而，压力也与日俱增。
文相那边似乎并未放松对虞衡司的关注，偶尔会有文相府上的管事以各种名义前来“问候”，或是有与文相关系密切的官员，在公开场合看似随意地向林澈问起案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