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半，天色提前黑了下来，乌云压得很低，空气闷闷的，似乎隨时要下雨的样子。
江振邦的帕萨特跟在两位领导的座驾后面，驶入了警卫森严的省委家属大院一號院。
方清源的家，江振邦也是头一回来。
和他想像中那种高官府邸的深邃不同，很朴素，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或者古董字画，书架上塞满了各类经济学和工业管理的书籍，透著一股严谨的书卷气。
屋里人气儿不旺，因为方清源的爱人和儿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个远房表妹做保姆。
这会儿保姆正在厨房里叮叮噹噹切菜，动静挺大，倒是给这清冷的客厅添了几分烟火气。
客厅里，三个人坐得很稳。
江振邦那份“作业”已经被兴科的文秘快马加鞭送了过来，复印了两份，此刻正捏在金瑞泽和方清源的手里。
两位领导都戴上了老花镜，借著落地灯的暖光，一页页翻看这份厚达四十多页的文章，偶尔低声交换两句意见。
江振邦则正襟危坐在一旁，隨时准备回答问题。
这份呈上来的“作业”，其实是江振邦经过多次修改后的“和谐版”。
关於“严防bo变成明抢”、“斩断管理层收购黑手”、“建立国资流失终身追责制”的文字，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刪减或虚化了。
很多话，江振邦都在等朗先平那张大嘴去替他讲，他犯不著在体制內直接肉身冲塔。
但这並不意味著这份“和谐版”没有价值，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门道。
金瑞泽和方清源自然是懂行的人。
他们越看越觉得，文中提出的方案虽然落实难度很大，但很多问题也確实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题思路。
文章中，关於职工安置，江振邦並没有停留在“给钱走人、买断工龄”这种初级的安置手段上。
而是提出了要由地方政府、劳动、工会、技校，国企等部门，成立以公司为实体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创业孵化中心。
实际上，前者就是变种的劳务派遣公司……这玩意在当下也已经冒头了。
金瑞泽看出来了，沉吟道：“僱佣与使用分离，成立专业的服务公司。提高就业，又降低了企业成本……这在外资企业里好像是个常態吧”
方清源也点了点头，插话道：“对。我之前去沿海考察，几家大型外企和合资厂都在用这种模式。文中的分析到是提醒我了，这个模式对安置下岗职工也很有效果。”
江振邦默然不语。
在后世，“劳务派遣”这四个大字可谓罪孽深重，同工不同酬、缺乏保障、隨时被裁……这几乎是资本剥削的代名词。
但在1996年，在即將到来的下岗大潮面前，这是一个无奈却必须的选择……没办法啊，真的没办法。
如果不搞劳务派遣，那些五十多岁、只会拧螺丝的老工人，连最后一点微薄的收入来源都会断绝。与其让他们饿死在风雪里，不如先给个饭碗端著。
方清源翻过一页，是关於如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
这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医院、学校、供水、供电、供热、物业……以前的国企那就是个小社会，生老病死全包。现在要让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爭，这些包袱必须扔掉。
但怎么扔
江振邦在文章里给出了详细的路线图：分类移交。
学校和医院，具备条件的整体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也就是后世著名的“三供一业”，要进行独立核算，逐步推向市场化。
关键在於钱。
江振邦特別標註：不能搞“一刀切”的甩包袱，地方財政接不住。建议设立最长不超过3年的过渡期，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逐年递减，直到完全社会化。
“这个过渡期的提法很稳重。”方清源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现在很多厂长恨不得今天签字明天就把学校医院全扔给地方政府，政府哪有钱接呢最后就是老师大夫上访，闹得鸡飞狗跳。过渡期，就是缓衝垫，这个必须要落实。”
金瑞泽没说话，只是在“过渡期”三个字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再往后，是关於政府角色的转变和监管体系的建立。
江振邦隱晦地提出了类似於后来“国资委”的职能设想，机构改革不是他能提的。
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所有的改制方案、资產评估结果，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並且要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最后由各级政府的国资管理部门审批，全过程公示。
如果真能严格执行这一条，那些猫腻至少能少一半，但这严格来说必然会耽误国企改革进度，而且落实难度颇大……
最后一部分，是江振邦著墨最重的，关於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也就是俗称的“低保”，这个也不算创新。
93年的时候，沪市已经开始对低保进行试点了。
【必须建立最后一道防线，由財政兜底，按户补差，確保辖区內每一个失去收入来源的家庭，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此项工作应纳入各地方政府考评指標……】
看到这里，金瑞泽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在去年，只一个奉阳市，就下岗了二十七万人，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领低保，也是一笔巨款。
沪市能搞试点，是因为沪市有钱，但奉省……
“振邦啊，”金瑞泽忽然问道：“这个『低保』，要是在全省铺开了，一年得多少钱呢你算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