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如猛虎下山、饿狼扑食，奋勇冲杀，齐军大败亏输，十万精锐全军覆没，主帅国书被俘，吴军缴获战车八百余辆、甲胄无数。
艾陵大胜的捷报传回姑苏，夫差志得意满、不可一世，愈发骄纵狂妄，认定称霸中原指日可待，对越国潜藏的威胁，警惕之心彻底消散无踪。
可这份光耀一时的大胜，却成了伍子胥的催命符。
早在艾陵之战前夕，伍子胥便再度披甲持笏，冒死闯入姑苏台，伏地叩首，声泪俱下地苦谏：“大王！艾陵之战纵能扬吴国之威，却也耗竭吴国国力！越国近在咫尺，卧薪尝胆，蓄势待发，才是我吴国心腹大患！若不先除越国，执意北伐，吴国必亡啊！”
夫差本就对伍子胥的反复劝谏心生厌烦，又恰逢伯嚭受越国重金贿赂，在旁添油加醋、恶意进谗，诬陷伍子胥暗中勾结齐国、图谋不轨。夫差怒不可遏，当即命人取来属镂剑，赐伍子胥自尽。
伍子胥手持那柄象征着杀戮的属镂剑，望着姑苏台的方向，眼中翻涌着绝望与悲愤，却无半分畏惧。他仰天长叹，声震殿宇：“吾事君致功尽力，鞠躬尽瘁，今竟被奸人谗言所害！我死之后，可将吾眼挖出，悬于吴东门之上，吾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入城，亲眼见证吴国的覆灭！”
言罢，他横剑自刎，鲜血溅洒阶前，一代忠良，就此陨落。
夫差听闻其遗言，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将伍子胥的尸身装入鸱夷（革囊），投入奔腾的钱塘江，任由江水冲刷，让其尸骨无存。
“鸱夷浮江”的悲惨结局，成了吴国朝堂的血色警钟，自此以后，吴国朝堂再无敢直言进谏、力挽狂澜之人。
伍子胥之死，传入会稽山，勾践与文种、范蠡大喜过望——他们知道，吴国最后的护国柱石已然崩塌，其防线彻底形同虚设。
文种当即献上“借粮疲吴”之策：越国谎称遭遇荒年，粮食歉收，派文种出使吴国，卑辞厚礼，请求借粮。
夫差早已将伍子胥的遗谏抛诸脑后，又被文种谦卑恭顺的说辞迷惑，不顾朝臣隐晦劝阻，如数将粮草借出。
越国将借来的粮食尽数煮熟晒干，次年如期归还吴国。吴人不知有诈，将这批粮食播撒下地，却颗粒无收，加剧了吴国的粮荒，进一步掏空了本就日渐空虚的吴国国力。
这一年的中原，还发生了一件关乎华夏文化传承的大事。周游列国十四载、历经风霜的孔子（时年六十八岁），自卫国辗转返回鲁国。
鲁哀公久闻其贤名，早有重用之意，欲任命他为卿，执掌国政。
但孔子见鲁国朝堂卿士专权、礼崩乐坏，又目睹了诸侯纷争、生灵涂炭的乱世乱象，早已心灰意冷，便婉言拒绝了任命。他转而在家乡设坛讲学，广收弟子，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将仁道礼乐的种子，默默播撒在乱世之中，为华夏文明延续火种。
而齐国的田常，则借着艾陵之败，刻意让国氏、高氏统领齐军主力，借战败之机消耗这两大宗族的势力，田氏则趁机独霸齐国朝堂，为日后篡齐夺位，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公元前484年的风，吹过艾陵的古战场，裹挟着夫差称霸天下的虚妄与骄狂；吹过钱塘江面，载着伍子胥的忠魂与吴国覆灭的隐患；也吹过会稽山的土地，携带着勾践复仇的希望与越国崛起的气息。
艾陵大胜，看似让吴国登上了霸权的巅峰，实则耗尽了国力根基；伍子胥之死，更是让吴国自断臂膀，彻底陷入昏聩无道的泥潭。
而越国，在一次次的隐忍与谋划中，在一场场的蓄力与布局中，已然悄然崛起，锋芒初露。
吴越争霸的棋局，自此彻底逆转，吴国的覆灭，早已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