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四年，冬。
长安城南，开远门外。
数年之前那些面有菜色、衣衫褴褛的流民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穿着新棉布衣裳、扛着鼓囊囊包袱的行商和走亲访友的百姓。
他们的脚步轻快，笑声里没了往日的沉重，说话时嗓门都亮三分。
开远门的城墙今年又加高了一丈，新砌的青砖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
门口的卫兵腰间挎着的是制式精良的后膛步枪，眼神锐利。
但不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是带着一种护持自家富庶的沉稳底气。
“听说了吗？岭南运来的稻米，已经跌到十文钱一斗了！”
一个牵着瘦驴的汉子对同伴嚷嚷，眉头却舒展着：“不是稻米贱，是咱们的钱，值钱了！”
“何止岭南！”
同伴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压低声音，眼里闪着精光：“我从敦煌回来，那边的丝绸一匹能换二两安息银币！
还有那玻璃镜，长安城里都卖到十金一面了！陛下这次庆典，怕是要把各郡县的万里贡品都摆在朱雀大街上！”
“那敢情好！咱们赶得上开开眼！”
人群熙攘，车马辘辘，汇成一条活力的洪流，涌入长安。
而在那座巍峨的宫阙深处，未央宫宣室殿，却是另一番景象。
刘彻站在巨大的疆域图前。
这张图与往年那张截然不同。
它不再是填补空白的平面，而是充满了立体的线条和复杂的标注。
从身毒的恒河入海口，沿着新修通的钢铁丝路，那条用蒸汽机车拖拽着钢铁矿石和香料，一路轰鸣西进的铁路线。
直到遥远的安息和更西的罗马边界，都用朱砂标注得清清楚楚。
地图边缘，甚至用小篆和拉丁文共同标记着几个重要的港口和城市。
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简，诉说着同一个事实：第二个五年计划，圆满收官。
户部的奏折最厚，写得也最直白：
“……天下郡县，粮仓储粮，俱各充盈，陈陈相因，仓廪之粟，陈陈相因，至红腐不可食……”
刘彻读到这里，手指摩挲着竹简边缘，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意。
红腐不可食，这是史书上记载的西汉最辉煌时期的盛世景象，如今，被他提前几十年实现了，甚至更盛。
工部的奏折则充满了技术细节和冰冷的数字：
“……元朔、长安、敦煌三处钢铁厂，年产生铁八十万钧，熟铁三十万钧，
蒸汽机车已铺设至身毒华氏城，蒸汽锻锤日锻钢铁一万二千斤……”
看完这些，刘彻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中已无半分之前的琐碎与权衡，只剩下燃烧般的、纯粹的野心。
“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