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六年的春风，似乎格外眷顾洛阳城。它拂过太学门前的古柏，带来远方泥土解冻的清新气息；它钻入崇文院新修葺的轩窗，吹动满室书页，哗啦作响，仿佛在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盛事提前喝彩。
崇文院内，往日那种清幽中带着几分散漫的氛围早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肃穆的忙碌。宽阔的厅堂被重新规划，一排排崭新的书架林立其间，上面分门别类地堆放着、或预留了位置给即将到来的浩瀚典籍。抄书吏、校勘官、分类博士、装帧匠人……各色人等穿梭不息，脚步声、低语声、搬运书籍的窸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充满知识力量的韵律。
这里，正是《太始大典》编纂工程的中心。自去年末，皇帝司马炎正式下诏启动这项旷世工程以来，整个帝国的文化精英都被动员起来。诏书以六百里加急发往各州郡，征召通晓经史、医药、农工、天文、地理、算法乃至百工技艺的饱学之士、能工巧匠，汇聚洛阳。一时间，四方名儒，隐逸高人，甚至一些因其独特技艺而被地方官郑重推荐来的“怪才”，都怀揣着激动与荣耀，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总编纂官由深受司马炎信任、博闻强识的张华担任。此刻，他正与几位副手以及各分典的主编，在一张几乎占据半间屋子的巨大方案前商议。案上铺着一张初步拟定的《大典》分类纲目，其体系之宏大，分类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经部，乃立国之本，义理之源，当为首，务求详尽，各家注释，兼容并蓄。”一位皓首穷经的老儒指着纲目开端，语气笃定。
“史部次之，正史、野史、杂史、传记、地理志、职官志……凡有所载，皆需收录，以为后世镜鉴。”负责史部的官员补充道。
“然，”一位气质更为务实的中年官员开口，他是工部选派来负责“工技”和“格物”分典的郎中，“陛下明诏，《大典》非独尊经史，更要囊括‘古今一切知识’。下官以为，医部、农部、工部、算部、天文部、律部等，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史。医者活人，农者养民，工者利器，此皆实实在在的学问，关乎国计民生！”
他这话引来几位传统儒者的微微蹙眉。历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工匠技艺与圣贤经典并列，在他们看来，多少有些僭越。
张华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他捋了捋胡须，平和而坚定地说：“诸位，陛下之意，诸位当深体。《泰始大典》，旨在‘汇总’，而非‘筛选’。其目的，是确立我大晋包容四海、承古开今的文化正统与气象。经史固然是脊梁，但医药农工，亦是血肉。无脊梁不立，无血肉不丰。譬如人之身体，岂可偏废？”
他指着纲目上“格物”一项：“广州、海津镇格物学宫所研航海、造船、观星之术，虽起于微末，然于国于民，利在千秋，岂能因非圣贤所言而弃之？前朝《齐民要术》造福万民，岂因是农书而轻贱？《大典》之‘大’，正在于此！”
张华一席话，既阐明了皇帝的战略意图，也压下了潜在的争议。众人纷纷点头称是，那工部郎中也面露振奋之色。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一名小吏引着几位风尘仆仆、服饰与中原迥异的人走了进来。为首一人，高鼻深目，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包裹。
“张大人，诸位大人，”小吏禀报道，“这位是来自西域龟兹的学者鸠摩罗什，精通梵文、医术与天算，应诏前来。他还带来了数十卷西域与天竺的典籍。”
鸠摩罗什上前，用略带生硬的官话说道：“尊敬的宰相大人，鄙人携先祖所传及游历所得典籍而来，愿献于《大典》，其中或有可补中土之缺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露出里面用贝叶和羊皮纸书写的、字体扭曲如蝌蚪的文献，还有一些绘制着奇异星辰图案的图谱。
这一幕，让在场许多只读圣贤书的儒生看得目瞪口呆。将异域文字、学问纳入《大典》？这实在是前所未有！
张华却眼中一亮，亲自起身相迎：“大师远来辛苦！陛下有旨，《大典》包罗万有，四海之学，皆可采撷。来人，请通译官！设‘异域文献馆’，专门整理、翻译此类典籍。医药、天文、算学诸部，当与鸠摩罗什大师密切切磋！”
他的态度，明确传达了《泰始大典》的真正精神——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一次立足于大晋强盛国力与文化自信，对已知世界所有文明成果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梳理、整合与升华。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瀚无边的知识体系，作为帝国未来发展的智慧宝库和文化基石。
随着各地征召的学者陆续抵达，崇文院愈发人声鼎沸。抄写员们日夜不停地抄录从皇家藏书楼、各地官府、私人藏书家那里汇集而来的珍本、孤本；校勘官们为了一字一句的差异争论得面红耳赤；分类博士们为了某本书该归入何部而反复斟酌；那些身怀绝技的匠人，则被要求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技艺秘诀，由专人整理成文……
工作的繁杂与艰巨超乎想象，但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怀抱着一种历史使命感。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这部即将诞生的《泰始大典》，将不仅仅是几屋子书籍，它将是这个时代文明的最高峰，是留给后世的无价遗产，更是大晋煌煌文治最坚实的证明。
春风依旧，吹拂着崇文院的每一个角落，也吹动着那一张张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纸页。一部巨着的序幕，就在这咸宁六年的春天，于洛阳崇文院，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