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官语塞：“这……下官疏忽。”
崔琰与卢毓对视一眼。卢毓低声道：“此案人证、物证皆有，但均非铁证。凶器可盗用，证言可误认，动机虽有但不至必杀。若就此勾决，一旦错杀，人头落地不可复生。”
高崧沉吟：“然若仅因此些疑点便轻纵凶手，死者冤屈何申？且会纵容刁民侥幸之心。”
堂中一时沉寂。属吏们屏息静气，等待三司长官的决断。
崔琰缓缓起身，在堂中踱了几步，忽道：“传王三狗村中里正、邻舍数人上堂。”
里正是个六十余岁的老者，带着三个村民，跪在堂下惶恐不安。崔琰亲自询问，问得极细：王三狗平日为人如何？李四为人如何？二人争执具体细节？村中可还有人与二人结怨？
里正颤声道：“王三狗脾气是坏，但人不算恶，李四也是个倔性子，两人针尖对麦芒……要说杀人，小人不敢信。至于仇家，李四去年因卖牲口的事，与村西的赵大有过争执，还动了手。”
“赵大？”崔琰目光一凝，“此人现在何处？”
“赵大年初就出外做工去了，至今未归。”
卢毓立刻问：“何时离村？”
“好像是……三月二十走的。”
崔琰、卢毓、高崧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李四死于三月十七，赵大三月二十离村，时间微妙。
“赵大与李四因何争执？详细说来。”高崧追问。
一个村民磕磕巴巴道：“李四卖给赵大一头病牛，赵大发现后找李四理论，李四不认，两人打了一架，赵大吃了亏，扬言……扬言要李四好看。”
崔琰坐回案后，闭目沉思片刻。再睁眼时，眼中已有决断：“此案疑点有三：其一，血衣不见；其二，唯一目击证言前后矛盾；其三，另有可疑之人赵大，有动机，且案发后离村。按《晋律》：‘疑罪从轻，疑赏从重’。今既不能确证王三狗必为凶手，便当从轻。”
卢毓附议：“下官赞同。可改判流放三千里，充边戍。”
高崧沉默少顷，亦点头：“证据确有不足，为防冤滥，宜从轻发落。”
崔琰提笔，在秋审册上王三狗的名字旁，写下“改流”二字，用的是墨笔。按制，只有朱笔勾决才是死刑，墨笔改判则是减等。他写罢搁笔，对堂下道：“王三狗杀人一案，证据存疑，改判流放岭南。令汴州府缉查赵大下落，继续侦办李四命案。退堂。”
王三狗被带上来听判时，愣了片刻，随即号啕大哭，以头抢地：“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啊！”
差役将他带下后，堂中继续审理其他案件。一上午，共复核七案，其中三案维持原判，两案改判流放，一案发回重审，一案因犯人疯癫暂缓。
午时休息，三人在后堂用饭。饭菜简单，一荤两素，三人却都吃得心不在焉。
卢毓叹道：“每年秋审，最是煎熬。一笔朱砂，便是一条人命。今日王三狗案，若在往常，或许就勾决了。毕竟人证物证俱在，谁会细究那几点疑处？”
高崧道：“全赖崔尚书细致。那赵大之事，地方官竟未深查。”
崔琰放下筷子，缓缓道：“非我细致，是制度使然。若无三司会审，若无‘疑罪从轻’之律，我一人再细，也难免疏漏。”他望向窗外，“圣人常言：治狱如治丝，急躁则乱，耐心则理。这秋审之制，便是给断案者一个冷静再审的机会。人命关天，宁可错放，不可错杀。”
下午继续审案。其中一案，乃荆州报来的劫杀案，证据确凿，犯人供认不讳。崔琰提起朱笔，在名册上重重一勾。那朱砂鲜艳如血，落在纸上，便是一个死刑的确认。
黄昏时分，今日复核完毕。属吏们整理卷宗，将勾决的、改判的、发回的分别归类，明日将呈报皇帝御批。
崔琰最后检查名册，目光落在那些朱笔勾划的名字上，久久不语。良久，他对卢毓、高崧道：“今日七案，勾决三，改判二，发回一，缓一。我等手中笔，轻则改人一生，重则定人生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方不负此职。”
三人拱手作别。崔琰最后一个离开刑部大堂，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出衙门时，回头看了一眼高悬的“明刑弼教”匾额。
明刑以弼教——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教化，为了秩序，为了公正。这秋审中的每一支朱笔，每一次改判，都是对这个理念的践行。
暮鼓声从皇城方向传来，洛阳城将入夜。而在这秋审的季节里，全国上千名待决死囚的命运，都将在这刑部大堂内，经过一遍又一遍审慎的复核，最终由朱笔或墨笔决定。
慎刑的原则，便在这一笔一划间，沉甸甸地落实在帝国的司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