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掌柜认得他：“哟，老韩头。您老有何高见？”
老韩头曾是水兵，二十年前剿海寇时断了条胳膊，退役后在码头看仓库。他慢悠悠道：“我当兵那会儿，海上是什么光景？海寇横行，商船十出五六不能回。你们现在能安稳做生意，是靠谁？还不是靠朝廷的水师把海寇剿干净了！”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是，水师查走私，是断了有些人财路。可你们想想，若人人都走私，谁还走正经商路？税谁来交？水师的军饷谁来出？到时候海寇再起，你们这些船，这些货，保得住吗？”
酒肆里安静下来。老韩头的话虽粗，却在理。
郑掌柜沉吟道：“老韩头说得对。可……就不能有个折中的法子？比如，有些蕃货，朝廷官商不愿经营，可否允民间商人领照经营，照章纳税？总比现在这样一刀切，大家偷偷摸摸强。”
“这话在理。”疤脸汉子附和，“咱们也不是非要违法。若能合法做生意，谁愿意担惊受怕？”
司马柬静静听着，杯中酒已凉。他想起前月改革盐政时（第282章），也遇到类似困境——新政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却与民间生计产生摩擦。这海禁之政，或许也需要更细致的考量。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伙计模样的人，匆匆走到郑掌柜身边，附耳说了几句。郑掌柜脸色一变，起身道：“诸位慢用，我有急事。”
司马柬使了个眼色，一名侍卫悄然跟了出去。
不多时，侍卫回来，低声禀报：“那郑掌柜接到消息，说有一批从登州来的私盐，想从他这里转运去辽东。他正在后巷与人商议价钱。”
司马柬眼中寒光一闪。方才还说得冠冕堂皇，转身就做起走私勾当。可见利益面前，道理总是苍白。
他放下酒杯，走出酒肆。码头上，夕阳将海面染成金红，归航的渔船正在卸货，渔家女唱着悠长的渔歌。远处，水师的战船正缓缓驶回军港，船影在落日中拉得很长。
国家秩序与民间生计，就像这海与岸，看似分明，实则交融。水师守护的是这片海的安宁，可若守护得太紧，让靠海吃饭的人没了活路，这安宁又能持续多久？
回到行宫，司马柬召见皇甫真。
“今日朕在码头酒肆，听到些民间议论。”皇帝将所见所闻简要说了一遍，“水师巡海，须张弛有度。对危害海疆的走私，如兵械、人口，须严惩不贷；但对民生所需，如渔获、寻常蕃货，是否可网开一面？”
皇甫真犹豫道：“陛下，走私就是走私，若开口子，恐难管理。”
“不是开口子，是疏浚河道。”司马柬道，“你回去拟个条陈：哪些货物可允民间领照经营，照章纳税；哪些严格禁止。再设‘海贸巡检司’，专司查验、征税。如此，既可规范贸易，又能增加税入，还能减少水师与民间的冲突。”
皇甫真思索片刻，眼睛一亮：“陛下圣明！如此，走私者便失去了‘生计所迫’的借口，水师执法也更名正言顺。”
“还有，”司马柬补充，“水师将士的军饷、抚恤，要按时足额发放。将士们家中无虞，才不会动歪心思。”
“臣遵旨！”
皇甫真退下后，司马柬走到窗前。夜色中的海津镇灯火点点，与天上星光交相辉映。他能想象，此刻酒肆里的人们，仍在争论水师的是非；码头上，或许正有船只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出港。
治国如治海，不能一味堵截，也不能放任自流。要在风浪与安宁之间，找到那条航线——让国家的大船稳稳前行，也让民间的小舟有路可走。
他想起阅兵时那壮观的战舰队列，也想起酒肆里老韩头缺了的胳膊，郑掌柜精明的眼睛，年轻船工愤懑的表情。这海疆的安宁，不仅靠战船的利炮，也靠码头上每一个人的生计与希望。
远处传来隐隐的更鼓声。开元十一年的秋夜，海风带着凉意吹进行宫。而关于海疆治理的思虑，正如这海风一样，悄然渗透到帝国的决策之中。从盐政到海贸，从内陆到沿海，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在尝试着，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这平衡点或许永远在动态调整中，但寻找的过程本身，便是治道的精髓所在——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万千灰度中，画出最适宜的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