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冬夜，港岛的霓虹灯在寒雨中显得格外陆离，像是被洗过的碎宝石，散落在维多利亚港两岸。
林雷蒙与陆启昌联手发起的、代號为“数字行动”的针对性扫黑颶风，已经如铁锤般在港岛的地下世界狠狠砸了整整三天。
在这七十二小时里，维多利亚港上空的警笛声几乎从未停歇，西区、油尖旺、深水埗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机动部队（ptu）那厚重的靴底踏了个遍。
以倪家为首的號码帮成了这场行动中最大的牺牲品，原本灯火通明的夜总会、日进斗金的地下赌场、甚至是那些掛著贸易公司幌子的洗钱档口，在警方的重锤之下纷纷分崩离析。
然而，当行动进行到第三天深夜时，一种诡譎而曖昧的气氛开始在警队高层与那座俯瞰眾生的港督府之间蔓延开来。
陆启昌坐在西区警署那间烟雾繚绕的指挥室里，面前的菸灰缸里塞满了已经熄灭的菸头。他面前的电话在短短一个小时內响了五次，每一次接起，那头传来的声音都带著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权势压力。
“陆sir，差不多得了。倪永孝虽然捅了天，但你现在把整个號码帮的生意都按死了，中环那几位『大水喉』可是很有意见的。”
“陆督察，要注意国际形象。咱们是法治社会，这种地毯式的清场，在立法局那边很难交代。民眾需要的是破案，而不是看著满大街都是穿著制服的警察。”
这些电话背后的含义再清楚不过——警队高层在经过初期的立威和为活埋警察復仇的泄愤之后，態度开始迅速变得曖昧且摇摆。
在这个特定的歷史时期，社团虽然是社会的阴暗面，是滋生罪恶的温床，但讽刺的是，港岛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却极其依赖社团的存在。
林雷蒙和陆启昌都很清楚一个残酷的事实：社团可以打压，甚至可以阶段性地清除，但绝不能彻底弄到狗急跳墙的地步。
对於鬼佬政府而言，警队维持著港岛表面的治安，而社团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用他们那套丛林法则维持著另一种底层的平衡。
正如和联胜邓伯的名言，一旦社团真的撂挑子不干了，或者是被逼入了死角，那么港岛几十万没有正式工作、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年轻人，將会瞬间失去所有的约束。没有了字头的管理，这些精力充沛且渴望金钱的荷尔蒙將会瞬间化作无数细碎的暴力，將整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彻底堵塞。港岛將会迅速陷入一场无法估量的巨大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是任何规模的警队都无法承受的。
即便这种极端情况不会发生，仅仅是社团开启“罢工”模式，也足够港府喝一壶的。
在这个时代的港岛，社团不只是干非法买卖，他们的触角早已延伸到了每一个正当行业的缝隙里。他们不仅仅经营白粉和赌场，更渗透进了运输、物流、甚至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服务业。
就拿最简单的“泊车”来说，这不仅仅是社团小弟们最基础的收入来源，更是港岛都市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港岛寸土寸金，资源极度紧张，停车位更是稀缺到了极点。不管是中环那些西装革履的银行精英，还是湾仔写字楼里的白领，大都面临著出门有车、下班没位的尷尬局面。
於是，社团便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这种带有“保护费”性质的泊车服务。车主每天花上几十块港幣，將车钥匙交给路边穿著夹克、流里流气的泊车小弟。这些小弟会利用社团看管下的专门空地、或者是某些默认的违停区域將私家车停好，等车主下班时，再一个电话將其开回来。当年还落魄的小马哥，就干过这种职业。
这已经成为了港岛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福利。一旦社团因为警方的打压而全面罢工，可以想像，整个港岛的交通將会在一个早高峰內彻底瘫痪。街道会被乱停乱放的车辆塞死，救护车和消防车將寸步难行。
这种情况，必须得有大毅力大手段才能治理，但显然鬼佬政府没这个能力。可以预见的至少在回归之前，港岛的社会生態系统里，社团都是那个虽然丑陋却必须存在的零件。
陆启昌看著窗外依然闪烁的警灯，心中升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他和林雷蒙虽然满腔热血，但他们手里迟迟拿不到能直接钉死倪永孝的铁证。三叔在审讯室里像一块顽石，滴水不漏；倪永孝请来的顶级大状团更是时刻准备著控告警务处非法羈押。但是，如果就这么虎头蛇尾地收场，他们不仅对不起“死掉”的家驹，更会成为全港市民眼中的笑柄。
而就在行动受阻，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第三天晚上陆启昌放在办公桌上的那部私人手机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他扫了一眼那个没有备註、却早已烂熟於心的號码，眼神瞬间一亮。他猛地站起身，推开了那扇布满了灰尘的窗户，让冷风灌进沉闷的办公室，同时也掩盖了他略显急促的呼吸。
“好了好了！今晚的行动到此为止，各组留守人员值班，其他人马上下班回家，好好睡个觉，接下来的硬仗还在后面。”
陆启昌对著专案组的眾人大声下达了命令，等到属下们带著疲惫与疑惑陆续离去后，他迅速换掉那身显眼的督察制服，套上一件极其普通的深灰色旧夹克，戴上一顶鸭舌帽，趁著夜色从警署的后门悄然离开。
……
半小时后，中环，某座已经熄了大半灯光的写字楼背后的暗巷。
这里是整座城市最安静的阴影，除了远处偶尔传来的海浪声，只有几只野猫在垃圾桶旁翻找著残羹冷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