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月的风刮得正紧，郊区食品作坊的烟囱刚冒出第一缕烟，聂红玉就拿着原料清单在院子里皱起了眉。张兰抱着一筐刚收来的萝卜跑进来，脸冻得通红：“红玉姐，这是今天从菜市场收的，有三成都是糠心的，腌酱菜肯定不行。” 她把萝卜倒在水泥地上，几个表皮发蔫的萝卜滚到聂红玉脚边，一捏就塌出个坑。
作坊刚检修完设备，酱缸里的老卤已经备好，就等新鲜原料下锅。按三家店加百货公司的订单算，每月至少要两千斤萝卜、一千五百斤白菜、五百斤黄瓜，还有芝麻、辣椒这些辅料。之前零散从菜贩手里收，不仅价格时高时低，新鲜度和品质更是没保障——上周王府井店就有顾客反映酱萝卜发苦，查来查去是萝卜本身带了霜害。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聂红玉蹲下身，捡起个饱满的萝卜掂量着，“标准化生产的第一步就是原料标准化，咱们得找个稳定的供货方，最好是直接从地里收，既能保证新鲜，价格也能压下来。” 沈廷洲拿着扳手从厂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机油：“我听局里老同事说，顺义有个红星生产队，今年萝卜白菜大丰收，却愁着卖不出去，好多都烂在地里了。”
“真的？” 聂红玉眼睛一亮，“咱们明天就去看看。” 沈廷洲擦了擦手：“我已经跟队里的王队长通过电话了，他说欢迎咱们去考察。不过他也说了，之前有贩子去压价，队里的人现在对生意人挺警惕的。” 聂红玉笑了笑：“咱们不是贩子，是来跟他们做长久买卖的，带着诚意去，他们肯定能明白。”
当晚，聂红玉没闲着，在灯下赶制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红玉酱菜原料标准细则”，从萝卜的直径（必须在五厘米以上）、白菜的包心度（紧实无黄叶），到黄瓜的新鲜度（带刺无褶皱），都写得明明白白，甚至附上了她画的简易示意图——这是她前世做酒店采购时的老办法，标准量化才不会有歧义。另一份是“长期供货合作方案”，上面写着保底收购价、预付款比例，还有滞销时的兜底承诺。
柳氏端着夜宵进来，看到桌上的文件，凑过来看了半天：“这萝卜还要挑大小？以前在黄土坡，能有萝卜吃就不错了。” 聂红玉给她倒了杯热水：“娘，咱们做品牌酱菜，原料差一点，口味就差远了。不过您放心，咱们给的价格比市场价高两成，队里的人肯定愿意卖。” 柳氏点点头：“实在人就得给实在价，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带上两坛刚腌好的酱菜，让他们尝尝咱们的手艺，比说啥都管用。”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沈廷洲就推着自行车出来，后座绑着两个大帆布包，里面装着聂红玉的文件、柳氏的酱菜，还有给王队长带的一斤茶叶。小石头抱着沈廷洲的腿喊：“爹，娘，我也要去！我想看看大萝卜地！” 聂红玉蹲下来帮他理了理棉帽：“石头乖，店里还要人看着，等周末娘带你去，好不好？” 柳氏笑着说：“我给你留着最大的萝卜，回来给你做萝卜灯。”
从市区到顺义红星生产队要骑两个小时自行车，雪后的路有些滑，沈廷洲特意放慢了速度，怕颠坏了酱菜。聂红玉坐在后座上，抱着文件包，看着路边的白杨树飞快后退，想起1968年在黄土坡的冬天，也是这样冷的天，她跟着柳氏去地里挖冻萝卜，手冻得裂开口子，血沾在萝卜上，红得刺眼。“廷洲，” 她轻声说，“要是当年黄土坡的萝卜也能有销路，原主是不是就不会……”
沈廷洲握紧车把，声音沉了沉：“都过去了。现在政策好了，咱们能帮红星队的人把菜卖出去，也是在帮当年的黄土坡人。” 他顿了顿，“对了，我战友回信说，原主父亲当年也帮过红星队的人，好像是教他们种过耐旱的谷子，说不定王队长还认识他。” 聂红玉心里一动——原主的过往，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与她的现在交织。
到红星生产队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社员正蹲在地上抽烟，旁边堆着几筐卖不出去的萝卜，表皮都冻得发暗。看到沈廷洲和聂红玉，有人站起来问：“你们是来收菜的贩子？” 语气里带着防备。沈廷洲掏出工作证：“我们是市里商业局和红玉食品铺的，来跟王队长谈合作。”
王队长很快就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脸上刻着风霜，手上的老茧比沈廷洲的还厚。“沈科员，聂老板，跟我来办公室谈。” 他的办公室就在队部，一张旧木桌，两把破椅子，墙上挂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还有一张泛黄的生产进度表，上面的数字红笔画得歪歪扭扭。“坐吧，” 王队长给他们倒了杯热水，“实不相瞒，今年菜收得多，供销社收不完，贩子压价压得狠，一斤萝卜才给三分钱，社员们都没干劲了。”
聂红玉把“原料标准细则”推过去：“王队长，您先看看这个。我们‘红玉酱菜’是市里第一批注册商标的个体食品铺，对原料要求高，但价格也实在——萝卜一斤八分，白菜一斤六分，黄瓜旺季一斤一毛二，都比市场价高两成。而且我们签长期协议，至少三年，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样，我们都按保底价收。”
王队长拿起细则，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手指在“直径五厘米以上”的字样上顿了顿：“这标准是不是太严了？小一点的萝卜就不收了？” 聂红玉笑着说：“小萝卜我们也收，做成萝卜干，价格是六分一斤，一样比贩子给的高。而且我们还可以帮队里培训种植技术，按我们的标准种，产量和品质都能上去，以后咱们的原料不仅供我的作坊，还能卖到其他食品厂去。”
这时，柳氏拎着酱菜坛进来了：“王队长，别光说不练，尝尝我们的酱菜。这都是用咱们农村的萝卜白菜做的，现在在市里卖得火着呢，王府井百货都抢着要。” 她打开坛盖，一股浓郁的酱香飘了出来，王队长的喉结动了动——冬天的农村，菜窖里除了冻白菜就是腌萝卜，哪有这么香的酱菜。
王队长夹了一块酱萝卜放进嘴里，脆爽可口，咸淡适中，带着股淡淡的芝麻香。“好吃！” 他忍不住又夹了一块，“比供销社卖的酱菜还香。” 聂红玉趁机说：“王队长，这酱菜的原料，就是按我刚才说的标准做的。只要咱们合作，您队里的菜就能变成这样的好酱菜，不仅能卖钱，还能打响名气。”
“可我们怎么信你？” 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是个三十多岁的社员，叫李建国，也是队里的会计，“以前有贩子跟我们签过协议，收了一批菜就跑了，我们白忙活一场。” 跟着他进来的还有几个社员，都是队里的骨干，脸上都带着怀疑。聂红玉早有准备，从包里拿出商标注册证和工商局的表彰证书：“这是公家给我们的认证，我还是市里的‘个体经济带头人’，要是骗你们，我这铺子也别想开了。”
沈廷洲补充道：“我在市商业局工作，负责个体经济管理，我们的合作可以去局里备案，受公家保护。而且我们先付三成预付款，今天就可以给你们，等第一批原料送到作坊，我们再付剩下的七成。” 他从包里掏出三百块钱，放在桌上，“这是预付定金，今天就能给队里分下去。”
三百块钱在1980年的农村可不是小数目，够一个壮劳力挣大半年的。社员们看着桌上的钱，眼睛都亮了。李建国拿起注册证看了又看，又翻了翻原料标准细则，突然说：“聂老板，你这细则上写着‘无农药残留’，我们队里的菜都是用农家肥种的，绝对符合标准。不过你这验收怎么算？要是我们按标准种了，你们又说不合格怎么办？”
“这个简单。” 聂红玉从包里拿出一个弹簧秤和一把卷尺，“我们的验收标准都能量化——萝卜直径用卷尺量，重量用秤称，新鲜度看表皮和根须，只要符合细则上的要求，我们就收。而且每次验收，都请李会计和王队长在场，三方签字确认，不会让你们吃亏。” 她顿了顿，“我还可以跟你们签保底协议，要是你们的菜卖不出去，不管多少，我们都按保底价收，绝不让菜烂在地里。”
这句话说到了社员们的心坎里。今年冬天特别冷，菜窖里的萝卜白菜已经开始发芽，再卖不出去就要烂光了。王队长看着社员们期盼的眼神，又看了看桌上的钱和证书，终于拍了板：“好！我们跟你合作！” 他拿起笔，在合作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上鲜红的手印，“聂老板，我信你，也信公家的政策！”
协议签完，聂红玉把三百块钱交给李建国：“这钱你今天就给社员们分下去，让大家放心。明天我们就派车来拉第一批原料，萝卜两千斤，白菜一千斤，按细则上的标准挑。” 李建国接过钱，手都在抖：“谢谢聂老板，谢谢沈科员！我们这就去通知社员们，保证按标准给你们挑最好的菜！”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生产队，社员们都涌到队部来，看到协议和钱，都笑开了花。一个老大娘拉着柳氏的手说：“大妹子，你们可真是救星啊！我家那窖萝卜，再卖不出去就要喂猪了。” 柳氏笑着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种好菜，我们做好酱菜，一起赚钱！” 她从包里掏出几包调料包，分给大家，“这是我们铺子里的调料，回去炖肉特别香，尝尝！”
中午，王队长非要留他们吃饭。饭桌上，都是地里的家常菜：炖白菜、炒萝卜丝、蒸红薯，还有一碗鸡蛋羹，是特意给聂红玉做的。王队长喝了口酒，感慨道：“聂老板，其实我认识你公公，还有你原主的父亲。当年你公公在部队，帮我们队里修过水泵；你原主的父亲，是个文化人，教我们种谷子，让我们熬过了饥荒。”
聂红玉心里一震：“您认识我原主的父亲？” 王队长点点头：“认识，他是个好人，就是成分不好，被批斗的时候，还是我们队里的人偷偷给他送的吃的。他常说，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沈廷洲握住聂红玉的手，轻轻拍了拍——原主的父亲，原来是这样的人，难怪原主性子刚烈，不肯受委屈。
“对了，” 王队长突然想起什么，“你原主的父亲当年留下一箱子书，批斗的时候被我们藏起来了，后来他去世了，我们就一直替他保管着。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 聂红玉眼睛一红：“真的？太谢谢您了，王队长。” 她一直想了解原主的过往，这箱子书，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线索。
饭后，王队长带着聂红玉去取书。箱子藏在队部的杂物间里，是个旧木箱，上面落满了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是十几本线装书，有《农政全书》《齐民要术》，还有几本原主父亲的日记。聂红玉拿起一本日记，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清秀有力，写着1966年的冬天：“红玉说想当老师，我得好好供她读书，不管成分怎么样，孩子的未来不能耽误。”
眼泪突然掉在纸页上，聂红玉赶紧擦干。她知道，原主的父亲一定很爱她，而她能做的，就是带着原主的希望，好好活下去，把“红玉酱菜”做大做强，不辜负原主的遗憾，也不辜负原主父亲的期望。沈廷洲轻轻抱住她：“别难过，以后我们一起把原主的心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