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昌站在门后，脸色铁青。他想踹门进去训人，脚抬到一半又放下。他知道，训也没用。骂声已经不在营房里了，它跑到了街上，钻进了百姓的嘴，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孩子们编成顺口溜唱的词儿。
他回到屋，摔了茶杯。副官进来收拾，低着头不敢说话。他盯着对方：“外面那些话……都是真的？”
副官犹豫了一下：“属下……听见有人说，要把您的名字刻在‘贪官碑’上。”
“荒唐！”他吼了一声，声音却有些虚。
他知道这不是吓唬人的。前些年湖南有个县长强征军粮，卖了钱修祠堂，后来被人写文揭发，全县百姓拒缴赋税，逼得上头不得不撤职查办。如今这事闹得更大，报纸都登到上海去了，恐怕连委员长案头都有了一份。
他坐回椅子，手撑着额头。这几天夜里他睡不好，总觉得窗外有人影晃动，像是被抢了粮的士兵来找他算账。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风吹树影罢了。但他知道，真正可怕的不是影子，是人心。
城里一家药铺门口，两个老太太坐在小凳上晒太阳。一个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念给另一个听。后者听完，叹了口气：“怪不得我侄儿来信说饿得走不动路，原来是上面有人卡着粮不给。”
“可不是嘛，”第一个说，“当官的多吃一口，底下就得饿死十个人。”
“你说这赵什么昌，他晚上能睡得着吗？”
“他敢睡！我敢说，他枕头底下都该垫张欠条，写满阵亡将士的名字！”
她们不知道，就在离药铺三条街外的一座公馆里，赵世昌正站在窗前抽烟。他已经三天没出门了。窗帘拉着，屋里昏暗。桌上摆着几封电报，都是各地友人转来的报纸复印件，边角被手指反复揉搓，起了毛边。
他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瓷碟里。碟子裂了条缝，是他昨天气急时甩在地上又捡起来的。
他想起一个月前，在后勤处签批文件时，特意把独立旅的补给单压在最了算。”
现在他明白了，有些人不怕熬。怕的是被说出来，被写下来，被千百人传着骂。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想找点安神的药。抽屉里除了几本账册，还有张全家福照片。他盯着照片看了许久，忽然伸手把它翻过去，面朝下扣在木板上。
与此同时，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被塞进某报社信箱。信纸粗糙，字迹歪斜，显然是仓促写下：
“我是前线炊事兵，亲眼见弟兄们喝野菜汤喝到浮肿，拉不出屎。师长陈远山带人抢回一批粮，救了几十条命。可有人反咬他劫军需。我不懂大道理，我只知，谁让我们吃饱饭，谁就是好人。谁卡我们粮，谁就是畜生。”
这封信第二天也被刊出。
越来越多类似的声音冒了出来。有伤兵写信说医院连绷带都没有，只能用破布条缠伤口；有运输队老兵说，他们冒着炮火送弹药上前线，回来时却被拦路搜查，说是“防奸细”；更有阵亡士兵家属控诉，抚恤金被层层克扣，最后拿到手的还不够买一副薄棺。
所有这些声音，最初都源于林婉儿那篇文章。
它像一块石头扔进死水，激起的波纹一圈圈扩散，最终搅动了整个湖底。
而在远离城市的某个山村，一群农民聚在祠堂前。村长站在台阶上，手里举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大声念着上面的内容。村民们听得沉默，有的低头抠着裤脚，有的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岭。
念完，村长把报纸折好，放进怀里。“咱们村去年捐的五十担米，说是送去前线，”他顿了顿，“我现在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到当兵的手上。”
没人回答。但第二天清晨，村里最壮的三个后生背着干粮走了。他们要去县城打听参军的事。其中一个临走前对娘说：“我不怕死，我怕饿着肚子打仗，还得被人骂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