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港的黄昏，被海风染成咸涩的铅灰色。
车子停在一家不起眼的仓库后巷时，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在云层后熄灭。司机熄了火，转过身来，从仪錶盘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殿下交代的，都在这里了。”他將纸袋递给苏信，“船票、新身份、现金，还有一封给大连那边接头人的信。”
苏信接过，借著车內昏暗的灯光快速扫了一眼。船票是“北光丸”號二等舱，明早七点启航。新身份证明上的名字是“铃木信一”，职业是“商社职员”。照片是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接头人是谁”
“满铁调查部，竹下英夫。”司机压低声音，“殿下说，此人是她已故兄长的旧友，虽在关东军地盘工作，但对军部激进派多有不满。危急时可求助，但非万不得已，不要暴露关係。”
苏信点头，將东西收进隨身空间的內袋。空间里已经塞了不少东西：备用手枪、弹药、几份假护照、一小叠各国货幣，还有晴子那枚珍珠髮簪——出发前他鬼使神差地放进了空间，像是一种无言的寄託。
“洪文博那边……”
“医生会照顾他，等伤势稳定，殿下会安排他离开日本。”司机顿了顿，“殿下说，请您务必保重。她……等您回来。”
等您回来。
这四个字在狭小的车厢里轻轻落下，带著某种不该有的温度和重量。
苏信沉默片刻，推开车门。
“替我谢谢殿下。也告诉她——”他站在车边，海风吹乱了他的头髮，“我一定会回来。”
仓库后门响起三短两长的敲门声。
门开了，一个禿顶的老头探出头，警惕地打量著他。
“铃木先生”老头问。
“是。”苏信出示船票。
老头点点头，侧身让他进去。仓库里堆满了货物，空气中瀰漫著樟木和咸鱼混合的气味。穿过货架，后面是条狭窄的走廊，两侧是几间简陋的隔间。
“二等舱乘客今晚住这儿，明早有人带您上船。”老头指了指其中一扇门，“厕所在走廊尽头，晚饭七点半，过时不候。”
苏信推门进去。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和一张破旧的桌子。窗户正对著港口，能看见泊位里星星点点的船灯。
他关上门，没有开灯，站在窗前观察外面的动静。
港口依然繁忙。货船在汽笛声中缓缓靠岸，起重机吊起货柜，工人推著平板车来回穿梭。远处停泊著几艘灰色的军舰，舷侧的炮塔在暮色中显得沉默而狰狞。
这是1941年10月30日的夜晚。
距离那个他拼命想要阻止的时间点，还有不到四十天。
苏信靠在窗边，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玻璃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雾靄，模糊了窗外的灯火。
他想起今天下午在赤坂別院的那一幕。雅子跳进池塘时溅起的水花，影佐捂著流血的手臂怒吼，还有那个铝製圆筒在她手中一闪而过的银光。
她拿到了胶捲。
但后续如何她有没有顺利送出影佐会不会疯狂报復近卫文麿知道后又会作何反应
这些问题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却没有答案。
门外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苏信掐灭烟，手按在腰间的枪柄上。
敲门声响起，两短一长——是紧急暗號。
他迅速开门，门外站著一个瘦小的男人，戴著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藤原先生。”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而苍白的脸，“我是殿下的人，有急报。”
苏信侧身让他进来，关上门。
“什么事”
“殿下让我告诉您，胶捲已经安全送出。”年轻人语速很快，“今天下午五点，英国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已从横滨港启航，目的地伦敦，预计两周后抵达。”
苏信的心猛地一跳。
送出去了。
那些用生命换来的情报，那些可能改变战爭进程的秘密，终於踏上了通往自由世界的航路。
“殿下还说，”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极小的纸条，“影佐禎昭被紧急召回上海。据说是关东军方面对他近期擅自行动极度不满，已向大本营正式提出抗议。他明天一早飞大连，名义是述职，实际上是——”
“是去等著抓我。”苏信接过纸条，没有展开，“我知道。”
年轻人愣了一下：“您知道”
“他这种人，不会善罢甘休。”苏信平静地说，“在东京输了一局，就换个地方再来。大连是他的地盘，正好。”
“那您还要去”
“必须去。”苏信的声音没有一丝犹豫，“近卫公爵的任务、商行的生意、还有……”他没有说完，目光落在窗外的夜色中。
年轻人看著他，眼神里有些复杂的东西，像是敬佩，又像是怜悯。
“殿下让我转告您另一句话。”他轻声说，“『不要死在大连』。”
苏信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
“我会记住。”
年轻人离开后，苏信展开那张纸条。纸很小，只有拇指大，上面是雅子的笔跡，字跡有些潦草，显然写得很急：
“梅有险，勿问。近卫疑汝，暂避。待归期。”
十三个字，每一个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心臟。
梅有险。那个代號“梅”的高级內线，那个潜伏在日本陆军省最高层的同志，暴露了。
近卫疑汝。近卫文麿开始怀疑他了。是影佐提供的证据，还是其他什么渠道他曾经最大的靠山，如今也变成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