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陈大姐说的那句话：“我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也不容易。但谁来体谅我”
他想起值班民警说的那句话：“法律规定了不了人心。”
他把报告放在一边，给省公安厅厅长打了一个电话。
“老周，我想在新华路派出所搞一个试点。”他说。
“高书记，您说。”
“试点名称叫『矛盾纠纷非强制调解前置机制』。
具体做法是：对第一次报警的矛盾纠纷类警情，不直接进入行政处罚程序，而是先由派出所『调解员』介入——这个调解员，不是民警，而是从社区招募的、有调解经验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律师志愿者。
他们负责在48小时內上门回访当事人，听诉求、讲情理、找方案。
调解成功的，备案存档；调解不成的，再转入行政处罚程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高书记，这个想法很好，但……”公安厅长语气有些犹豫，“调解员的资质谁认定调解结论有没有法律效力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责任谁担”
高育良早就预料到这些问题：“资质由司法局认定，组织岗前培训和年度考核。
调解结论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可以作为后续行政处罚或司法调解的参考依据。
责任问题——只要调解员不是故意违法、不是重大过失，由派出所承担兜底责任。
具体的容错条款，我让政法委起草，和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发文。”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嘆息：“高书记，您这是要在我们公安系统里搞『试验田』啊。”
“不是试验田。”高育良说，“是探路石。探成了，全省推广；探不成，责任我担。”
二月二十，新华路派出所正式掛牌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办公室只有十五平方米，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一盆绿萝。墙上掛著一块匾，写著四个字：“听你说完”。
首批招募的调解员共七人：一位退休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一位曾当过二十年村支书的农民（现隨子女进城生活），一位执业十年的律师，一位社区里公认的“热心肠老大姐”，还有两位——是从省城一所高校心理学系招募的研究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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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当天没有仪式。高育良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派出所所长说：“三个月后，我来听你们的案例。”
就在汉东內部“破冰”工作艰难推进的同时，那条环太平洋基金的技术线，却陷入了更深的水域。
暂停调试的三天里，老杨带著团队，把那堆沟通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三遍。
他们发现，德方在“自適应模块”问题上的隱瞒，並非孤立事件。
早在项目启动阶段，对方提交的技术方案中，就有多处使用了“可优化”“可定製”“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等模糊表述。
只是当时中方团队急於推进项目，没有逐条深究。
“这是套路。”老杨在內部復盘会上说，“不是针对我们，是他们应对所有新兴市场的通用策略——先用模糊承诺拿下合同，落地后再用『技术保护』『商业机密』当挡箭牌，能挤一点是一点。”
“现在怎么办”有人问。
老杨沉默了很久。
第四天，双方重回谈判桌。这次，老杨没有带技术专家，只带了一名法务和一名翻译。
“施密特博士，”他的开场白很直接，“过去三天，我们认真復盘了合作以来的所有沟通记录。我们发现，贵方在自適应模块问题上的隱瞒，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