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椰林大道旁边的博雅教学馆B1多功能厅。
晚上七点四十二分，现场灯光调得很暗，只留一束追光打在讲台上。
贾静雯站在那里，穿一件极简的墨绿色立领旗袍式长裙，袖口和领边绣着极淡的银色云纹。
她没戴任何首饰，只在左胸口别了一枚小小的红色徽章——不是党徽，是民国初年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章的复刻版。
台下坐了近四百人，大部分是大学生，还有些中年校友和从高雄、台中专程赶来的历史系教授。
墙上的投影屏定格在一张泛黄的老照片：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刑场，七十二烈士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坟头插着几根木牌。
贾静雯没有开场白。她只是静静站了十秒，让全场先安静下来。
然后她开口，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像一把温热的刀，慢慢剖开空气。
“今天是辛亥革命105周年。我不是来给你们讲‘武昌首义’‘南北议和’这些课本上的词。我今天只想讲一件事——”
她伸手在空气里轻轻一划，像在撕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那些死在黄花岗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愿意死。”
投影屏切换。
第一张照片：林觉民《与妻书》手稿局部扫描。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与汝诀别矣……”贾静雯的声音忽然低下去，像在对某个人倾诉。
“林觉民写这封信的时候，二十五岁。他知道自己明天早上就会被杀头。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会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个寡妇。
他还是写了。他写‘吾至爱汝’，也写‘汝亦当以国事为重’。”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些二十出头的脸。
“你们现在二十出头。假如明天早上，你们也要面对枪口，你们会写什么？”
台下很静。
有人低头，有人眼眶开始发红。
贾静雯继续往前走了一步，离台下第一排只有不到两米。
“再往前翻一页。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七十二具尸体扔在红花岗。没人敢收殓。
直到一个月后，革命党人潘达微才冒险把他们挖出来，合葬在红花岗，改名黄花岗。”
她忽然笑了，笑得有点苦。
“潘达微后来回忆，他当时对同伴说：‘我们今天埋他们，明天说不定就轮到我们被埋。’可他们还是埋了。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记得。”
投影屏黑了三秒。
再亮起时，是现在。
是伦敦摄政街一间租来的小会议厅。
镜头晃动，像手机手持拍摄。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台上，鬓角已经斑白，西装袖口磨得发亮。他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旁支后裔，黄晓明（化名）。
他在用带着伦敦腔的普通话说：“我太爷爷的爷爷，就是林觉民。我今天不是来控诉谁。我只想说一句话——”
他把手里那封《与妻书》的复印件举起来，像举着一把火。
“105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人，还活着。我们还在读书，还在工作，还在恋爱，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这本身，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台下有人开始鼓掌。
掌声很零散，却像火星，一点一点连成片。
画面切回台北。
贾静雯看着台下，声音忽然变得很轻。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演员，不是公众人物。我只是……一个读过这些信的人。”
她从讲台边拿起一本薄薄的书——《黄花岗烈士遗墨》复刻版。
“我在剧组拍《倚天》的时候，有一场戏，张无忌和赵敏在光明顶上争论‘天下’。导演让我哭。我哭不出来。
后来我一个人躲在道具仓库，翻到林觉民的信。我读到‘乐夫天命复奚疑’那一句，突然就哭了。”
她把书合上，按在胸口。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疼。疼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却必须用命去换一个可能永远看不到的明天。”
台下有人开始低声啜泣。
贾静雯深吸一口气，声音重新稳住。
“今天晚上，我不卖惨，也不煽情。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她看向全场，目光像刀一样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
“如果105年后，有人站在你们的孙子面前，问起你们这一代做了什么……你们希望，他们说的是什么？”
全场死寂。
然后，一个坐在第三排的男生忽然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