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侧身，目光扫过方才激烈反对的几位老臣，最后又落回御前，缓缓道：“臣蒙陛下信重，忝居盐政之职多年。盐务之复杂，关乎国库岁入，关乎亿万民生。臣深知，若只知抱守‘盐铁官营’之古制，而不明各地盐场产出、运输路途、灶户艰辛、私枭手段，以及天下州县人口增减、口味偏好之细微变化，则纵有满腔忠心，亦难免被下僚蒙蔽，被积弊所困，非但不能为陛下增收，反可能激起民变，动摇国本。”
他以自身最熟悉的盐政为例，开始阐述。“譬如，核算盐引，需精通算术，否则账目混乱，贪腐丛生；规划运盐路线，需明了地理水文，否则漕运阻滞，边地缺盐；乃至改良煮盐之法，提高产量，亦需懂得器物之理，招募工匠，反复试验。此等种种，岂是整日空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能解决的？”
他这番话，将抽象的“实学”拉入了具体的管理实务中，顿时显得真切而有力。不少有地方任职经验的官员暗自颔首，深有同感。
“孔子当年教学，授以‘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艺，何尝不是当时的‘实学’？”林如海引经据典，与何宇之前的策略呼应，但角度更为柔和，“射、御乃军旅之本，书、数为政事之基。至朱子倡‘格物致知’，亦是教人穷究事物之理，方能通达明澈。然则后世学者，往往偏重于穷究心性义理之‘内圣’功夫，于兵农钱谷、水利工造等‘外王’之学，反倒视为末技，鄙薄不堪。长此以往，导致庙堂之上，多坐而论道之清谈客，少通晓实务之干济才。”
他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并非儒学本身有问题，而是后世片面发展导致了人才结构的失衡。这让一些秉持正统儒学的官员也无法直接反驳。
“忠勇伯所倡‘格致之学’，臣以为，非是要背离圣贤之道，恰恰是要补其不足，回归儒学‘经世致用’之本来面目。”林如海终于将话题引回何宇的提案上，“其欲教授之算术、几何、地理、农工、医科，无一不是强国富民之急需。试想，若户部官员皆通晓精算，国库账目何愁不清？若工部官员明晓水利工程，黄河水患何至连年泛滥？若边关将帅知天时、察地理，又岂会屡中敌军埋伏？”
他每问一句，都像重锤敲在实处。接着，他转向夏景帝，语气变得愈发恳切：“陛下，何宇所言‘试办’二字，实为老成持重之见。我朝疆域万里，生民亿万，任何改动，确需慎之又慎。然，若因畏惧艰难、恐惧人言，便对明显之弊端视而不见，对强国之良机拒之门外，此非守成，实为怠政，恐非江山社稷之福！”
“且夫，”林如海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如今西洋诸国，船坚炮利，纵横四海。彼辈之所以能如此，岂非正是因其重视何宇所言之‘格致之学’？我天朝上国，若仍固步自封，沉醉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旧梦，臣恐数十年后，强弱易形，悔之晚矣！陛下，魏源《海国图志》所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非是妄言啊！”
他提到了敏感的西洋威胁论，这是夏景帝也一直在暗中关注和忧虑的事情，直接将何宇的“新学”提升到了关乎国家未来战略安全的高度。
最后，林如海再次深深一揖，做出了总结陈词，也为皇帝提供了最需要的台阶：“陛下圣明烛照，洞察万里。老臣愚见，何宇所请，非为动摇国本，实为巩固国本。其所倡新学，并非取代科举正途，而是为科举之外，为那些于圣贤经典或天赋不足，却于百工技艺有专长的寒门子弟，另开一条报效朝廷、安身立命之途。此乃扩充人才来源、增强国力的良法。于京师试办一学堂，规模有限，陛下可随时督察其成效。若果有弊病，随时可止；若确有成效，再徐图推广，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伏请陛下圣裁！”
林如海这番话，有理有据，有情有义。他既肯定了何宇的赤诚和远见，也充分考虑了守旧派的担忧，提出了“试办”、“观察”、“补充而非替代”的极其稳妥的渐进策略。他用自己的威望和务实形象，为何宇那显得有些“激进”的主张，包裹上了一层“老成谋国”的可靠外衣。尤其是最后关于“另开寒门报效之途”和“试办观察”的点，彻底打消了皇帝最大的顾虑——既不会立刻冲击现有的科举体系和利益格局，又能试探新路，还能彰显自己乐见人才、不拘一格的明君形象。
夏景帝听完，久久不语，但冕旒之后的目光，明显变得深邃起来，手指在扶手上轻轻点着，显然在认真权衡林如海这番极具说服力的建言。
整个皇极殿的气氛，因为林如海的介入，悄然发生了变化。原本僵持对立、非黑即白的态势，被引入了一个可以讨论具体操作方案的、更具建设性的方向。何宇知道，林如海这关键一步，已经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并将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