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远的一审判决，如同一块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比水面上的波纹要深远和汹涌。表面上看，江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压倒性胜利，舆论一片叫好，百姓拍手称快，长期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黑色阴霾似乎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然而，在更深层、更隐秘的权力水域，暗流开始前所未有地剧烈涌动。这暗流的源头，直指那位虽然已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但能量和关系网络尚未被完全斩断的“大伞”——刘建国。
对刘建国的深入调查，触动的不仅仅是其个人和家族利益，更牵动着其数十年经营起来的、盘根错节的“高层关系”。这些关系，有些是纯粹的利益同盟，有些掺杂着旧日情谊、同窗之谊、同乡之谊甚至是更微妙的“知遇之恩”。当刘建国这棵“大树”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危险时，树上攀附的藤蔓，乃至周围生态系统中与之形成共生关系的其他“植被”，感到了切实的威胁，开始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试图影响、延缓甚至阻挠调查的进程。
这种压力，如同逐渐增厚、不断收紧的无形之网，首先且最集中地施加在了身处江城一线、作为中央督导组组长的陈阳身上。
压力以多种形式悄然袭来。
首先是通过“正常渠道”表达的“关心”和“提醒”。
在刘建国被带走调查后不到一周，陈阳先是接到了来自北京某部委一位退休老领导的电话。这位老领导与陈阳的导师颇有交情，说话语气和蔼，先是充分肯定了督导组在江城取得的“显着成绩”，赞扬了陈阳“敢于碰硬”的工作作风，但话锋一转，便提到了刘建国：“建国同志在省政协工作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以前在地方上也做出过一些贡献。现在他犯了错误，接受组织调查是应该的，体现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不过啊，陈阳，办案子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实事求是，要以教育挽救为主，不能搞扩大化，更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尤其是那些……嗯，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为了自保而胡乱攀咬的供词。要考虑到干部队伍的稳定，考虑到一个老干部的晚节嘛。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做事要稳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紧接着，是来自东部某经济大省一位现任副省级领导的“工作交流”电话。这位领导与刘建国曾是中央党校同一期的学员，关系密切。他在电话里谈了一番两省经济合作的前景后，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听说你们江城那边，牵扯到政协的刘建国副主席了？唉，老刘这个人，我了解，能力是有的，就是有时候在们党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处理起来一定要慎重，要严格依照政策和法律程序，不能带着‘运动’思维，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人为拔高案情。中央强调的是‘精准打击’，是‘打伞破网’，但也要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嘛。陈阳组长，你们督导组责任重大，拿捏好分寸很关键啊。”
甚至，陈阳还收到了一封来自某全国性学术团体、由几位颇有声望的法学、经济学界老专家联名撰写的“情况反映”复印件。这份文件以学术探讨的口吻，委婉地提出在当前扫黑除恶和反腐败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过度冲击”、“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审慎对待所谓‘保护伞’的认定范围，避免打击面过宽影响地方治理架构的稳定运行”等观点，其中引用的几个“案例分析”，其背景与江城、龙兴集团、以及刘建国案高度相似，针对性极强。
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层级的“声音”，虽然都打着“关心工作”、“提醒注意政策界限”、“维护大局稳定”的旗号，但其核心意图不言而喻：为刘建国案降温，为可能的从轻处理铺垫舆论，甚至隐晦地暗示调查“过了头”，试图给陈阳和督导组套上无形的“紧箍咒”。
其次是更隐晦的“掣肘”与“干扰”。
督导组和省市联合专案组在继续深挖刘建国案、特别是追查其海外资产和更隐秘的利益输送网络时，开始遇到一些微妙的“阻力”。例如，在需要跨省协调调取某些与刘建国亲属有关的企业工商档案、银行流水时，对方的回复效率明显降低，或者以“需要更完备手续”、“涉及商业秘密需谨慎”等理由拖延。在请求某些特定金融监管部门提供更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支持时，得到的反馈也变得更为“技术性”和“保守”，强调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推进缓慢。
甚至，在督导组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极其隐晦的“杂音”。有来自中央某协调机构的非正式“建议”，提醒督导组在对外宣传和案情通报上要“更加注重整体效果”，“避免过多渲染个别高级别官员的问题，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舆情波动”。个别原本积极协作的省级部门，态度也出现了些许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办事的主动性、协同性有所减弱，更多强调“按程序”、“等上级明确指示”。
更让陈阳警惕的是，他察觉到似乎有力量在试图“迂回”施压。江城市个别在刘建国主政时期得到过提拔、或与龙兴集团有过“合规”商业往来的中层干部，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督导组或市纪委“反映情况”，内容无非是“刘建国同志当年对江城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某些项目审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要警惕有人借扫黑之名排除异己、否定历史成绩”等等。这些声音虽然零散，但汇集起来，形成了一种试图“重新评价”刘建国、软化其罪责的潜在氛围。
最直接的压力，则来自对督导组下一步工作的“高度关注”和“询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几个相关部委，先后以调研、了解情况、索取阶段性报告等名义，与督导组进行了更为频繁的沟通。这些沟通中，询问的焦点逐渐从江城扫黑除恶的整体进展，更多地向刘建国案的具体细节、证据情况、可能的定性及影响等方面倾斜。问题问得非常细致，甚至有些刁钻，显然背后有深谙法律和纪检业务的人在指点。这本身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结合此前那些“关心”和“提醒”，陈阳敏锐地感觉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业务询问，更是一种无形的审视和压力测试，是某种力量在试图评估案件的“火力”、寻找可能的“缝隙”。
一天晚上，陈阳在督导组驻地办公室，独自面对着一叠叠案卷材料和那些或明或暗传递来的“信息”，眉头紧锁，连日来的压力让他的太阳穴隐隐作痛。窗外的江城灯火璀璨，但这片繁华之下，清除积垢的斗争远未到轻松时刻。
林岚敲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整理好的、关于刘建国案部分证据链的补充报告。她看到陈阳的神色，便明白了七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