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身后合拢时发出沉闷的响声，像一枚钝钉子敲进木头的缝隙里。大刘站在楼道里，早晨快九点的光线从楼梯间高处的窗户斜射进来，切割出明暗分明的几何图案。他没有立即下楼，只是站着，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
这是他的老毛病了——离开。上一个老婆，他也是这样离开的。那个早晨他记得很清楚，七年前的一个早上，他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女人唠唠叨叨的声音至今还时不时在深夜钻进他的耳朵。
这一次，他没有拿行李箱。只是穿着那件穿了三年、领口已经有些松垮的灰色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口袋里装着手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和一包只剩三根的红塔山。他摸了摸左边口袋，确认钥匙还在——这一点和上次不同，上次他把钥匙留在鞋柜上，像放下什么烫手的东西。
大刘慢慢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踏得很实。三楼拐角处堆着几袋垃圾，散发出隔夜饭菜的酸味。二楼张阿姨家的门开了条缝，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他。大刘朝孩子扯了扯嘴角，勉强算是个微笑，孩子却像受惊的兔子般缩了回去，门“砰”地关上了。
走出单元门，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这是个老旧小区，建于九十年代初，六层楼没有电梯，外墙的米黄色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院子里有几棵香樟树，长得很茂盛，枝叶几乎要探进三楼的窗户。树下停满了电动车和自行车，缝隙里杂草丛生。
大刘站在院子里，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背后那扇窗户——四楼左边的那扇——拉着淡蓝色的窗帘。阿芳应该已经回到床上了，他想。她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早起给他做早饭，然后等他出门，再回卧室睡个“回笼觉”。她说这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的，“女人得会保养，睡眠是最好的保养品”。
结婚三年，这个习惯从未改变。
大刘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第一口烟雾吸进肺里时，他感到一种熟悉的、轻微的眩晕。这是廉价烟草特有的粗粝感，刺痛喉咙，却让人清醒。他朝小区门口走去，脚步不紧不慢，仿佛只是出去买包烟。
小区门口的保安老陈正在小屋里打盹，听见脚步声，眯起眼睛看了看：“大刘啊，今天休息啊？”
“嗯，有点事。”大刘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五金厂还好做吧？”
“就那样。”大刘昨天才辞工，他不想多说，点点头走出门去。
街道已经人流开始多起来。早点摊升腾起白色的蒸汽，炸油条的味道混杂着豆浆的香气飘过来。几个晨练回来的老人提着鸟笼慢悠悠走着。清洁工已经打扫干净昨夜留下的垃圾。
大刘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着。去哪里呢？他不知道。上一次他离家出走，去了火车站，买了张最近班次的车票，去了邻省的一个小城，在那里待了半个月，住在三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里，每天去网吧打游戏，饿了就吃泡面。直到身上的钱花光了，他才灰溜溜地回来。那时前妻已经带着孩子搬走了，桌上留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这次不一样。他对自己说。这次他只是想出来走走，散散心。等阿芳气消了，等自己这阵烦躁过去了，就回去。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阿芳发来的微信：“你去哪了？”
大刘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按下了锁屏键。他没有回复，只是继续往前走。
大刘离开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慌张，而是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终于走了。她关掉水龙头，把刷了一半的锅放进水池，用抹布擦了擦手，走进客厅。
茶几上还放着大刘喝了一半的茶杯，里面的茶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都是他早上抽的。沙发靠垫被压得凹下去一块，是他刚才坐过的地方。整个屋子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烟草、隔夜饭菜和廉价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这是属于大刘的味道，或者说，是属于他们共同生活的味道。
阿芳在沙发上坐下，盯着那半杯茶看了很久。阳光从阳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像极小的、金色的精灵。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男人就像孩子，不高兴了就要闹脾气。你让他闹，闹够了自然就回来了。”
可是母亲没有告诉她，如果男人一次又一次地闹，如果每次“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该怎么办。
阿芳站起身，走进卧室。窗帘没有拉开，房间里光线昏暗。双人床上，她那一侧的被子已经整理好，大刘那一侧则胡乱堆着，枕头歪在一边。她在床边坐下，手指抚过床单上的褶皱。这是结婚时买的床单，大红色，上面印着俗气的牡丹花。当时她想要素雅一点的，但婆婆说红色吉利，硬是买下了这一套。
“过日子要那么讲究干什么？”婆婆当时这样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阿芳叹了口气，脱掉拖鞋，躺到床上。被子里还残留着大刘的体温和气味。她闭上眼睛，试图入睡。这是她每天早起的习惯——做好早饭，送儿子出门上学，然后回来睡个回笼觉。一开始是因为晚上睡不好，大刘打呼噜声音太大，她常常半夜醒来，睁着眼睛到天亮。后来就成了习惯，即使偶尔晚上睡得好，早晨等大刘出去上班，她也会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哪怕睡不着。
今天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昨晚的争吵又浮现在眼前，其实算不上争吵，更像是一场沉默的对峙。
阿芳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是昨天刚换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是在天气好的时候把被褥拿到院子里晒，晚上睡觉时，被子里满是太阳的香气。那时候父亲还在，一家人挤在乡下那栋老房子里，日子清贫，但至少是完整的。
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好像也是从做生意失败开始。先是承包鱼塘亏了本，后来跟人去城里搞装修，又被骗了钱。父亲开始喝酒，喝醉了就和母亲吵架，摔东西。再后来，父亲也常常“离家出走”，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十几天。母亲总是说：“让他去，散散心就好了。”
可是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见过他，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上了一辆去省城的车。那一年阿芳十五岁，弟弟十二岁。母亲没有哭，只是更加沉默地干活，种地、养猪、打零工，供她和弟弟读书。
阿芳考上中专那年，母亲拉着她的手说：“阿芳，以后找男人，别的都不重要，一定要找个性子稳的。穷一点没关系，但人要踏实。”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
结婚那天，大刘喝多了，拉着她的手说：“阿芳，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她信了。
可是三年过去，好日子没有来，来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无休止的焦虑。
阿芳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处水渍，是去年楼上漏水留下的，像一幅抽象的地图。她该起来做午饭了。大刘也许中午会回来，也许不会。但饭总要做的，日子总要过的。
中午十一点半，阿芳从床上起来。回笼觉终究还是没睡着，只是迷迷糊糊地躺了三个多小时。她感到头疼，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走进客厅，一切还是早晨的样子。大刘的那半杯茶还在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头也没有清理。阿芳走过去，端起茶杯，走进厨房，把茶水倒进水槽。褐色液体顺着不锈钢表面流下，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她开始准备午饭。冰箱里没什么菜了，只剩下一小把蔫了的青菜，两个西红柿，三个鸡蛋。橱柜里还有半袋米，一包挂面。阿芳拿出西红柿和鸡蛋，打算做个西红柿鸡蛋面。简单，省事，也省钱。
切西红柿的时候，她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刀很快，伤口不深，但血立刻涌了出来，在案板上洒了几滴鲜红。阿芳愣愣地看着那几滴血，忽然想起结婚第一年，也是切菜切到手，大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翻箱倒柜找创可贴，笨手笨脚地给她贴上，还吹了吹伤口，说：“吹吹就不疼了。”
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有关切，有心疼。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关切不见了呢？阿芳想不起来。也许是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淡去的。她只记得，上次她感冒发烧，大刘只是说了句“多喝热水”，就出门去了。
阿芳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洗伤口。刺痛感让她清醒了一些。她用纸巾按住伤口，找了片创可贴贴上。然后继续切菜，这次小心多了。
面煮好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阿芳把面条盛到两个碗里，端到餐桌上。她在大刘常坐的位置前放了一碗，然后在自己位置前放了一碗。两碗面冒着热气，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有点孤单。
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该给大刘打个电话，问他回不回来吃饭。
阿芳拿起手机，找到大刘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通了，响了三声、四声、五声……一直没有人接。自动挂断后，她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七八声，还是没有人接。
也许他在忙，没听见。阿芳想。大刘有时候在那些嘈杂的工厂区，确实听不见手机响。
她先吃自己的那碗面。面条煮得有点软，西红柿不够酸，鸡蛋炒得有点老。但阿芳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细嚼慢咽。餐桌正对着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一角天空。今天天气很好，天空是那种澄澈的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
吃完自己那碗，大刘的那碗面已经坨了，表面结了一层膜。阿芳把两碗都收进厨房，倒进垃圾桶。浪费了，她有点心疼，但更心疼的是别的东西，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慢。阿芳打扫了卫生，擦了桌子，拖了地。把大刘乱扔的衣服收起来，该洗的放进洗衣机，该挂的挂进衣柜。做这些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按部就班，没有思考，也没有感觉。
三点钟，她又给大刘打了个电话。这次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大刘的手机很少关机，担心五金厂领导联系不到他。不过他现在情况不一样，已经辞工了。
她打开微信，给大刘发了条消息：“你在哪？怎么关机了？”
消息发出去，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阿芳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她打开电视，又关上。拿起一本书，翻了两页，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最后她坐到沙发上，盯着对面墙上的结婚照。照片是在影楼拍的，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大刘穿着黑色的西装，两个人都笑得很标准，很幸福。现在看，那笑容有点假，像是戴上去的面具。
四点钟，阿芳又打了一次电话。还是关机。
五点钟，再打一次。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