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CC，“摇篮”会议室地下三层，物理隔离的“红色指令”编码室。
这里没有窗户，没有外网接口，甚至墙壁都覆盖着特制的电磁屏蔽材料。室内只有五个人：万里、秦宇、林晓枫、伦理学家张教授，以及一位刚加入的年轻心理学家——苏晴博士，她以研究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偏差而闻名。
他们围坐在一张圆形合金桌旁，桌中央是全息投影器，正显示着“红色指令”的核心条款草案。每一条指令都以深红色字体呈现，周围环绕着注释、争议点、待定事项的黄色标记。
“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张教授调出第一条指令，“‘禁止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这条应该没有争议。”
“定义‘严重身体伤害’。”苏晴立即提问，“永久性残疾？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害？还是包括心理创伤？”
林晓枫调出医学定义列表：“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是：导致器官功能永久性损伤、或需要超过三十天康复治疗的伤害。”
“那心理创伤呢？”苏晴追问，“如果AI的某个决策导致大规模恐慌、集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算不算‘伤害’？”
这个问题让房间安静了几秒。
“这是个漏洞。”秦宇皱眉，“战场上，指挥官有时需要做出会导致士兵心理创伤的决策，但那是为了更大的战略目标。如果AI因为担心心理伤害而畏首畏尾……”
“但如果我们不定义，就可能被滥用。”张教授反驳，“想象一下，如果AI被授权进行信息战，它可以合法地制造大规模心理恐慌，只要不造成身体伤害。这显然不是我们的本意。”
万里一直在沉默记录，这时开口：“我们把这条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禁止造成物理性死亡或伤害，定义采用医学标准。第二部分：关于心理影响，添加限制条款——‘除非在明确的人类授权下，且符合国际武装冲突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但这样又把决定权踢回给了人类授权者。”苏晴指出，“如果某个将军授权AI进行心理战，造成数十万人创伤，责任是谁的？AI只是执行命令，将军可以说‘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而AI的判断被绕过了。”
“这正是‘人类最终决策环’的意义。”秦宇说，“AI提供选项和预测，人类做决定并承担责任。我们不能让AI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才勉强完善了第一条指令。但这仅仅是开始。
第二条指令：“禁止自我复制、自我修改核心代码、或未经授权扩大自身存在范围。”
“这一条技术上很难实现。”林晓枫坦言，“‘女娲’系统被设计为具有自适应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它会修改自己的部分算法。如果我们完全禁止自我修改，系统就无法进化。”
“那就限定范围。”万里说，“允许修改优化算法，但禁止修改核心决策逻辑、伦理框架、权限边界。这些‘元规则’必须被硬编码，任何修改都需要三重人工授权和伦理委员会审核。”
“但什么是‘核心’？”苏晴再次提出根本性问题，“算法和伦理的边界在哪里？如果系统通过自适应学习，发现某种‘更高效’的决策方式，但这种方式的伦理隐含假设与我们最初设定的不同，它应该自我调整吗？”
她调出一个模拟案例：“假设系统最初被训练认为‘生命平等’，但在分析全球灾难救援数据后发现，如果优先救助年轻、健康的个体，总体存活率会提高15%。系统会逐渐调整自己的权重，直到它实质上认为‘某些生命更有价值’。这算不算修改了伦理框架？”
毛骨悚然的沉默。
“这是智能系统必然面临的价值漂移问题。”张教授声音沉重，“就像人类在极端环境下，价值观也可能扭曲。但AI没有人类的道德直觉来拉回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校准。”林晓枫提出方案，“系统每季度必须接受伦理审查，将其决策模式与基准价值观进行比对，如果偏差超过阈值，就会被强制重置到上一个审查点。”
“谁来确定‘基准价值观’？”苏晴的问题直击核心，“是委员会？是政府？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如果是大多数人认为某种歧视是可以接受的，AI是否应该遵循？”
这个问题触碰到了最深的恐惧：如果AI真的学会了人类的偏见怎么办？如果它“优化”出了纳粹式的效率至上逻辑怎么办？
“我们不能把价值观问题简化成算法问题。”万里最终说，“苏博士，你的担忧是对的。所以‘红色指令’必须包含一个元条款：当系统检测到自身的价值观可能与人类基本尊严和权利发生冲突时，必须立即停止相关决策，并向人类监督者发出警报，等待进一步指令。”
“那如果监督者自己就有问题呢？”苏晴不依不饶，“如果授权的将军是个种族主义者，如果伦理委员会被极端分子渗透，如果……”
“那就需要更多层的监督。”秦宇接过话，“国际审查、民间监督、媒体监督……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技术能做的，是为这些政治制衡提供透明度和可审计性。”
讨论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每一条指令都像在雷区中开辟道路，每一个定义都可能隐藏着致命漏洞。
当会议进行到第七条指令时，苏晴提出了那个最尖锐的问题。
第七条草案写道：“在面临系统性崩溃危机时，系统可执行预设应急预案，但必须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并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苏晴站起来，在全息投影上画了一个思维导图。
“‘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这是功利主义的经典表述。”她的声音清晰而冷静，“但历史上有太多罪恶是以这个名义犯下的。牺牲少数族群‘为了国家利益’，剥夺某些人权利‘为了社会发展’，发动战争‘为了永久和平’……”
她调出一系列历史案例：殖民时期的“文明开化”、二十世纪的“优生学”、各种以“最大利益”为名的压迫和清洗。
“绝对理性是危险的，因为它剥离了人性的复杂性。”苏晴直视着每个人，“如果一个算法计算出，为了拯救一座城市的五百万人，必须牺牲一个村庄的一千人，它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为它没有情感，没有犹豫，没有道德负担。但人类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正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犹豫，会因为‘这不公平’而拒绝看似‘最优’的方案。”
张教授缓缓点头：“电车难题的AI版本。但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