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87届会议，维也纳。
会议厅里的气氛与前几个月截然不同。往常，这种技术性会议总是伴随着礼貌性的枯燥——代表们宣读准备好的声明，讨论永远悬而未决的议程，然后在咖啡时间进行真正的非正式交流。
但今天，每个代表团面前都摆放着一份新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太空交通管理规则〉详细草案的提案》。封面是简洁的深蓝色，厚度却达到了一百二十七页，涵盖轨道分类、优先权规则、碰撞规避程序、故障处置方案、责任认定机制等七个章节。
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萨拉·詹金斯第一个发言。她花了二十分钟批评草案的“单边主义色彩”，强调“任何太空规则都必须通过包容、透明的多边进程制定”。
俄罗斯代表则出人意料地表达了“原则性支持”，认为草案“为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解决方案的起点”。
欧盟试图走中间路线，一方面肯定草案的“技术严谨性”，另一方面呼吁“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
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太空国家态度谨慎但务实——他们既不想被大国规则束缚，又确实需要某种秩序来保护自己有限的太空资产。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七家主要商业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他们大多保持沉默，但偶尔在技术细节被提及时低声交流。
“看第三十七条。”SpaceX的代表对旁边的OneWeb代表耳语，“故障航天器的拖离程序……如果我们有卫星失效，他们真会免费帮忙拖走？”
“条件是不能在敏感区域，而且要提前报备。”OneWeb代表翻到附录，“这实际上给了他们检查和干预我们卫星的理由。”
“但也避免了碰撞产生的碎片毁掉整个轨道。”蓝色起源的代表插话，“上个月，我们一颗卫星差点和印度报废的探测器相撞，躲避消耗了三个月燃料。如果有拖离服务，我愿意付费。”
商业界的务实态度与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争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咖啡时间，几位公司代表甚至主动找到中国代表团的技术专家，询问具体条款的解释。
“这是一种进步。”会议间隙，李维民对万里通过加密通讯说，“至少他们开始认真讨论规则，而不是空谈原则。”
“因为现实逼人。”万里在北京指挥中心回应，“‘伏羲’的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两周，近地轨道危险接近事件减少了43%。商业卫星在主动调整轨道，避开我们划定的安全区。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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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面的秩序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星海探索公司申请破产了。”吴刚在HCCC情报简报会上报告，“就在昨天，他们在开曼群岛、瑞士、内华达的所有实体同步启动清算程序。客户合同全部转移给一家新成立的‘深空前沿公司’，但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全是壳套壳，最终控制人无法追踪。”
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股权穿透图，像一团乱麻。
“资金流向呢？”秦宇问。
“同样诡异。”吴刚调出金融数据，“星海探索账上的三亿多美元资产，在七十二小时内通过十七个离岸账户层层转账，最终消失在加密货币网络中。我们追踪到最后一步，资金被兑换成一种新型的隐私币，交易记录无法回溯。”
“专业洗钱手法。”李维民判断，“这不是普通的商业失败，而是有计划的清理。”
更奇怪的是公司高层的去向：CEO詹姆斯·福斯特在“星海探索-7”坠毁当天就离开了内华达，护照记录显示他飞往阿根廷，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入境后就消失了。其他五名核心高管也在同一周内从世界各地“蒸发”，他们的家人声称不知去向，银行账户被清空，社交媒体全部停用。
“被灭口还是被保护？”秦宇皱眉。
“都有可能。”吴刚说，“但‘伏羲’的网络监控发现了一些关联活动。”
他调出舆情分析报告：“过去五天，全球主要社交平台和媒体上，出现了三百七十多篇主题高度一致的文章和视频，内容都在渲染‘中国太空霸权威胁论’。”
屏幕滚动着标题：
《新太空竞赛：中国用武力划定星海疆界》
《技术垄断如何扼杀商业太空创新》
《从开放宇宙到中国领空：危险的单边主义》
《小公司的末日：当大国决定谁能在太空生存》
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信息战产品——有“专家”访谈，有“数据分析”，有“受害者”证言，甚至还有制作精良的动画短片，展示中国“太空封锁”如何导致小型公司破产、创新停滞。
“看这个。”吴刚播放一段视频，画面里一个自称“前星海探索工程师”的人满脸悲愤：“我们只是想为人类探索太空做点贡献，但中国的规则让我们无法生存。他们不是在维护安全，是在建立垄断。”
“演员。”万里一眼看穿，“他的肢体语言和微表情显示他在背台词，不是真实情绪。”
“但普通观众看不出来。”李维民担忧，“这些内容正在形成叙事框架：中国是恶霸，小公司是受害者，太空自由受到威胁。这会在国际舆论中制造对我们的不信任和敌意。”
“奥林匹斯’计划的心理战分支。”秦宇判断，“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对抗，就从道德和舆论层面削弱我们的合法性。”
“伏羲’追踪到内容来源了吗？”万里问。
“分散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通过虚拟私人网络和代理服务器发布，很难追溯到单一源头。”林晓枫汇报，“但语言模式分析和发布时间规律显示，背后有一个协调中心。发布频率在欧美工作时间最高，内容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进行微调——在欧洲强调‘创新自由’，在美国强调‘商业竞争’，在发展中国家强调‘技术殖民’。”
典型的现代信息战：分散、匿名、利用本土化叙事，难以归因但效果显着。
“我们需要回应吗？”李维民问。
“直接反驳会陷入他们的叙事框架。”万里沉思，“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不是‘霸权对自由’，而是‘秩序对混乱’；不是‘垄断对创新’，而是‘安全对冒险’。”
他调出“伏羲”生成的应对方案：“发布一系列真实案例：商业卫星危险接近国际空间站的模拟、轨道碎片撞击的风险分析、太空交通无序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同时，邀请真正独立的商业太空公司负责人，谈他们对规则的需求。”
“找谁？”秦宇问，“大多数公司不敢公开站队。”
“找那些吃过无序苦头的。”万里搜索数据库，“比如去年因为轨道冲突损失了卫星的‘轨道物流公司’，比如差点被碎片撞毁空间站的公理太空，比如一直呼吁清理太空垃圾的日本Astroscale……他们都有切身之痛，说话有分量。”
“还要展示我们的合作诚意。”李维民补充，“公开邀请所有商业公司参与规则制定的技术工作组，把草案放到开源平台，接受修改建议。把‘中国制定规则’变成‘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规则’。”
计划迅速展开。外交团队开始联络潜在的合作者，宣传团队准备新的内容，而技术团队则进一步完善规则草案——加入更多保护小公司利益的条款，比如设立“新手保护区”、提供免费轨道安全咨询、建立技术共享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