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书记。”
“下官在。”
“拟安民告示，严令百姓不得听信谣言，私自出城或接济贼人。加强四门盘查，尤其是北门。城内治安，交由巡检司负责。”
“遵命。”
“杨监军。”
“奴婢在。”
“安抚好蕃商，告诉他们，广州稳如泰山，贸易照常。也请他们约束护卫，不得擅自行动。”
“是。”
李迢吩咐完毕，似乎耗尽了精神，重新靠回胡床，挥了挥手：“都去办吧。区区数千流寇，翻不起大浪。休要因为这点小事，扰了老夫的清静。”
众官领命，心思各异地退下。刘琨昂首阔步，想着如何借机再吃些空额，顺便“剿匪”立功；崔璆盘算着告示的措辞和粮秣调拨中的油水；杨复恭则琢磨着如何向田令孜汇报，既能撇清责任，又能凸显自己的“忠勤”；豪商们担忧生意，但也觉得官府应当能应付；蕃商首领们则暗中加强了自家货栈的戒备，并派人打听贼人的确切情况。
整个广州统治阶层，弥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与轻忽。他们久处繁华，远离战火，视岭南为化外安宁之乡，视北方兵灾为遥远的故事。他们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一支跋涉万里、历经磨难的军队，会拥有怎样坚韧的意志和毁灭性的力量。他们将林风先遣军的逼近，视为一次稍嫌麻烦的治安事件，一次可以借机捞取功劳和利益的“表演”，而非生死存亡的挑战。
城墙上，守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抱怨着天气和克扣的军饷，对北方天际隐约可见的烟尘不以为意。市井之中，百姓们听着官府的告示和街头流传的各种骇人听闻或荒诞不经的消息，将信将疑，更多的是对可能影响生计的担忧。只有极少数有心人，在暗处观察，在悄悄准备。
当林风在流溪镇矮丘上眺望广州巨城，心中盘算着攻城方略时，这座城池的统治者们，却仍在象牙塔中沉醉于往日的繁华与自身的优越感之中。
傲慢，是失败最好的催化剂。广州的城墙或许高大，但守护它的意志，却早已被多年的承平和腐朽蛀空。一场风暴即将降临，而风暴眼中的人们，却大多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
兵临城下的压力，与广州城内的傲慢轻敌，形成了尖锐而讽刺的对比。天平的一端，是孤注一掷的锋锐；另一端，是外强中干的腐朽。碰撞，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