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十四年的深秋，寒意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更凛冽。这股寒意，不仅弥漫在黄河两岸凋敝的田野、荒芜的村落，更钻进了长安城巍峨宫阙的每一道缝隙，凝固在那些身着朱紫、口含天宪的衮衮诸公心头。
岭南，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投入死水潭中的巨石，终于激起了波及整个帝国的惊涛骇浪。起初只是零星快马传递的含糊军报，被忙于应付王仙芝、尚君长等中原巨寇的朝廷中枢下意识地忽略或低估为“疥癣之疾”。然而，当越来越多的细节——城墙被神秘“天雷”炸开缺口、刺史刘廉自焚殉国、市舶司完整易手、黄巢迅速安民并开始大兴船厂——通过不同渠道（溃逃的官员、隐秘的察子、乃至嗅觉灵敏的商贾）汇聚到长安时，恐慌开始像瘟疫般蔓延。
含元殿，大朝会。往日庄严肃穆的气氛被一种压抑不住的骚动和焦虑取代。龙椅上的年轻皇帝（唐懿宗李漼）脸色苍白，眼神涣散，似乎尚未从方士进献的“仙丹”带来的恍惚中完全清醒，只是机械地听着丹陛下的争吵。
“陛下！岭南乃国家财赋重地，广州更控南海咽喉，市舶之利，岁入巨万，今竟沦于黄巢贼手！此非疥癣，实乃心腹大患！臣恳请陛下速下决心，调集荆南、江西、福建诸道兵马，会剿岭南，务必趁其立足未稳，一举殄灭！否则，贼据富庶，造舰练兵，恐成滔天之祸！” 一位御史中丞出班，须发戟张，声嘶力竭。他是“主剿派”的代表，背后是深感财富来源被切断的宫廷内帑势力和部分与岭南商贸利益攸关的朝臣。
话音刚落，另一位紫袍老臣便颤巍巍出列，他是门下省某侍郎，素以“持重”闻名：“陛下，万万不可！中原未宁，王仙芝、尚君长等巨寇尚在荆襄、江淮流窜，屡败官军，牵制我十数万精锐！倘此时再分兵远征岭南，山高水远，补给艰难，若中原有失，则两京震动，社稷危矣！依老臣之见，黄巢虽据广州，不过一隅之地，蛮荒瘴疠，其势难久。不若暂缓征讨，严令其周边州县固守，断其外援，待中原平定，再徐图之。或可效仿故事，遣一能言善辩之使，许以高官厚禄，行招安之策，令其自相攻伐，或可不成而屈人之兵。” 这是“主抚派”或“缓剿派”的意见，代表了更多担心中原核心区失控、不愿朝廷力量进一步分散的官僚和部分节度使的利益。
“招安？那黄巢狼子野心，岂是官爵所能羁縻？其在濮州便杀官造反， slogan便是‘均平富，等贵贱’，分明是要倾覆我大唐社稷！招安此獠，岂非养虎为患，令天下逆贼群起效尤？” 主剿派立刻反驳。
“中原糜烂，才是心腹之疾！岭南不过癣疥，若因小失大，致令王仙芝之流窜入两京，谁可当之？” 主抚派亦不相让。
朝堂之上，顿时吵作一团。攻剿与招抚，南下与固北，各种意见纷纭，却都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帝国像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舰，按下这边的舷板，那边的漏洞又喷涌而出。曾经被视为遥远边鄙的岭南之乱，此刻竟成了压垮帝国信心的又一根稻草
退朝之后，帝国的神经中枢并未停止震颤。政事堂内，几位宰相面色凝重，相对无言。案头堆积的不仅是岭南的告急文书，还有关东诸道请求加饷增兵的奏章，江淮漕运因战事受阻的预警，以及北方沙陀、党项等部族趁势骚动的边报。帝国的财政早已枯竭，中枢能调动的机动兵力捉襟见肘。
“黄巢……此人用兵，颇知虚实，不似寻常流寇。” 一位宰相打破沉默，指着几份关于广州之战细节的密报，“炸城之法，闻所未闻；入城后不安抢掠，反先救火安民，整顿市舶，兴建船厂……其所图非小啊。”
“更可虑者，是其与王仙芝之流不同。” 另一位叹息，“王仙芝辈，流窜就食，志在掳掠，或可利诱招安。黄巢却似有意经营根基，且其口号……‘均平富，等贵贱’，于这民怨沸腾的世道，恐有燎原之力。岭南若真为其稳固巢穴……”
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一个拥有庞大财源、可能获得海外物资技术、并且提出鲜明政治纲领的割据势力，比一百个流窜的“草贼”加起来还要可怕。
长安的震惊与争吵，只是“天下惊”的一个缩影。消息顺着驿道、商路、乃至隐秘的江湖通道，以更快的速度传遍四方。
荆襄一带，正与唐军苦苦周旋的王仙芝大营。身材高大的王仙芝捏着关于黄巢克广州的简报，脸色阴晴不定。他与黄巢曾有过合作，也有过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他没想到，那个当初在濮州还有些青涩的盐枭，竟能独自打下岭南第一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