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级为《开平明理》。学者掌握基础文字后，进而学习稍复杂的短文。内容可包括：节令农事歌诀、简单家庭账目记录范例、常见契约（如租佃、借贷）的关键条款说明、朝廷最基本的赋税徭役政策摘要、以及浅显的卫生常识（如饮水清洁、防病要点）、邻里相处规范等。此级需加入简单应用题，巩固数算。”
“第三级为《开平致用》。此级可略分方向，如《农桑辑要》（侧重选种、施肥、水利、虫害防治等稍深知识）、《百工图说》（介绍常见工具、简易制作维修法）、《市廛通识》（买卖算账、度量衡换算、辨伪防骗）、《律令常识》（与平民切身相关的诉讼、田产、婚姻继承等法律要点）。学者可根据自身业行选学。此级内容更深，图文并茂，并附有少量习题或实践建议。”
这个三级体系的设想，兼顾了渐进性、实用性与一定的专业性，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秦老学究虽仍觉得有失“雅正”，但也承认，若想让百姓真正学以致用，此等编排或许更为有效。
编纂工作随即展开，但远比《新语千字表》更为复杂。沈括将馆内人员与从农、工学院借调的人手混合编组，成立“蒙学教材编纂局”，下设“识文”、“明理”、“致用（分农、工、商、律等小组）”各编修组。
争议贯穿始终。在《识文》阶段，对于选字和编文，秦老学究坚持要保留部分“雅字”和经典典故，认为有助于提升文化品味；周县丞和李刻工则力主全部选用最常用、最易写的字，内容完全贴近生活。最终折中，以常用字为主，适当收入少量稍难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关键字（如“契”、“税”、“讼”），并在课文后附简短注解。
《明理》部分，关于律令和政策摘要的尺度，争论尤烈。负责此块的年轻官员（来自刑部）主张尽量客观严谨，照录律条；但来自基层的周县丞和夜校经验反馈都强调，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解读，并突出对百姓权利的保护条款，例如“借贷过三分利可告官”、“田产交易需有官府红契”等，否则百姓看不懂，等于无用。最后决定采用“原文摘录+白话解说+案例分析”的形式。
《致用》各组的挑战更大。《农桑辑要》需要将沈括他们搜集的农学知识和老农经验，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和图解，且需考虑南北地域差异，标注“北方宜”、“南方可”等。《百工图说》需要鲁方等工匠将许多经验性的技艺，用文字和图示清晰表达出来，这对习惯于“手感”和“口诀”的匠人而言极为困难，绘图和描述反复修改。《市廛通识》则需商人和账房先生参与，确保计算方法和商业常识准确且实用。
最大的难题，或许是插图的绘制与刻版。李刻工带着徒弟们，尝试为教材绘制大量说明性插图，如农具分解图、人体穴位简图、度量衡对照图等。但这要求画者既懂内容，又擅长以简笔清晰表达，且需考虑木刻印刷的工艺限制。进展缓慢，常常一幅图要改上十几稿。
黄巢密切关注着教材编纂的进展，不时通过沈括了解情况，并给予方向性指示：“插图务求简明准确，宁朴勿华；内容务必核实，尤其是农工技艺、医药常识，需经有经验者校验，不可臆测；律令政策解读，需与刑部、户部核对，确保无歧义；整体语言，必须浅白，让略通《新语》者能自学自读。”
开平元年五月中旬，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奋战，《开平识文》（第一册）和《开平明理》（上册）的初稿终于完成，并连夜赶制出数十套试印本。沈括立刻组织科学院内所有识字的杂役、工匠，甚至邀请了一些家仆孩童，进行“试学”，根据反馈调整文字难度和编排顺序。同时，试印本被火速送往华州李延处，以及京兆府选定的另外两处试点夜校。
五月末，第一批反馈传回。试学者普遍反映《识文》内容亲切，字大清晰，配图有帮助，韵文朗朗上口，比单纯背《千字文》有趣得多。《明理》中的农事歌诀和账目范例最受欢迎，但部分律令解读仍有过于书面化之嫌。李延特别提到，夜校学员对《致用》分册充满期待，尤其是《农桑辑要》，纷纷询问何时能学到。
编纂局根据反馈，对初稿进行紧急修改。同时，《开平致用》各分册的编纂也在加速推进。沈括知道，这套仓促间诞生的教材远非完美，必然存在疏漏甚至错误。但它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将教育的目标，从培养少数精英，转向启迪广大民众；将教育的内容，从经史子集的空泛义理，转向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知识。
当第一版正式刊印的《开平识文》带着新鲜的墨香，从延康坊送往更广阔的试点地区时，编纂局内众人虽疲惫不堪，却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他们或许正在编纂的，不仅仅是一套教材，而是在为这个时代，铺设一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最基础的知识阶梯。这阶梯的每一级，都浸透着“格物致用”的理想，都指向那“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深远图景中，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一环——人的觉醒与赋能。前路依然漫长，但第一步的脚印，已然深深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