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二年，五月初夏。长安城在连绵数日的阴雨后终于放晴，阳光炽烈，驱散了春末的湿寒，却也带来一丝躁动的暑意。就在这天气转热、万物竞发的时节，一场酝酿已久、影响深远的权力结构调整，也如同破土的笋尖，在皇城最深幽处悄然露出其锐利的轮廓。
前次“勤政阁”密议定下的“情报整合”与“联席会议”框架，由杜谦总领，程文渊、林风、陈廷敬及那位神秘的“李统领”协同，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起草、反复磋商、乃至几番激烈的争论与妥协，终于形成了一份详尽的《大齐总情报与监察联席会议章程》（初稿），以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独立的《直属监察卫队设立与管理暂行条陈》。
这一日，黄巢于宣政殿偏殿，召见上述五位核心制定者，进行最终审议。
杜谦首先呈上《联席会议章程》。章程明确了会议的固定成员（皇帝或指定重臣主持，都察院左都御史、枢密使、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为常任成员），议事规则（定期与临时会议结合，重大决议需多数通过并报皇帝核准），情报分级与共享流程（设定“绝密”、“机密”、“秘密”、“内部”四级，规定各级别情报在成员间的传递范围与时限），以及监督问责机制（各部门需定期向会议报告重大监察与情报活动，会议有权对异常或违规操作提出质询并要求整改）。章程还特别规定，任何新设的、拥有特殊侦查或监察权的机构，其成立章程、年度计划、重大行动及人员异常变动，均需向联席会议报备或审议。
章程内容周详，兼顾了效率与制衡，既赋予会议统筹协调、打破信息壁垒的权威，又通过集体决策和皇帝最终裁定防止其成为新的独断专行之地。程文渊仔细聆听杜谦的宣读，不时微微颔首，脸上的凝重之色稍缓。这份章程，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他此前奏章中的建议，将可能的新机构纳入了以传统重臣部门为主的监督框架。
接着，杜谦呈上那份更为敏感的《直属监察卫队设立与管理暂行条陈》。条陈开宗明义：“为应对日益复杂之内外情势，强化对隐秘危害之侦防，保障新政推行与国家安全，特于侍卫亲军之外，另设一直属皇帝之监察卫队，名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简称‘锦衣卫’。”
条陈明确了锦衣卫的性质与任务：它并非独立的行政或军事单位，而是直属皇帝、在联席会议协调下运作的一支专业化监察与情报力量。其核心职责包括：一、依据联席会议指令或皇帝特旨，对涉及国家安全、重大贪渎、严重阳奉阴违、内外势力勾结等隐秘复杂案件进行专案侦缉；二、负责皇帝、皇宫及特定重要目标的安保与反谍工作；三、在联席会议授权下，对特定区域或领域进行秘密情报搜集与分析。
组织与人事方面： 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和联席会议负责。下设南北镇抚司，分理侦缉、刑讯、情报分析、内部纪律。人员主要从三方面遴选：忠诚可靠、背景清白的军中精锐（尤其斥候、侦骑）；身家清白、具备特殊技能（潜伏、追踪、账目、语言等）的民间人士；年轻有为、有志于刷新吏治且通过严格审查的低级官员或士子。所有人员须经严格训练与忠诚考核，实行垂直管理，待遇从优，纪律极严。
权力与限制是条陈的核心，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 调查权： 有权对特定目标进行秘密调查，包括监视、跟踪、接触相关人员、调阅非核心公务档案等。但严禁未经联席会议事先批准或皇帝特旨，对三品及以上官员、重要军将、勋贵府邸进行直接侦查或采取强制措施（紧急危害国家安全情况除外，需事后立即补报）。
· 逮捕与审讯权： 对现行犯或证据确凿、案情重大的嫌疑人，经指挥使批准可先行拘捕，但须在十二时辰内移交刑部或都察院，并由锦衣卫提供初步证据。锦衣卫自身设狱（诏狱），但仅用于临时关押或审讯特殊敏感人犯，无最终审判权。所有审讯需有笔录，严禁非法刑讯，内部“纪纲所”负责监督。
· 情报权： 可建立独立情报网络，但其在境内的主要活动范围、发展线人对象需向联席会议备案。与军方、都察院等其他情报来源需在联席会议框架下进行必要共享与印证。
· 经费与监督： 经费由内帑与户部专项共担，接受审计司抽查。锦衣卫内部设“纪纲所”，由皇帝指派亲信御史或退休重臣掌管，专司监察锦衣卫人员是否守法、有无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指挥使需定期向联席会议述职，重大行动需提前报备或事后详细报告。
杜谦宣读完毕，殿内一片寂静。这份条陈，显然是在“联席会议”框架下，对最初“锦衣卫”构想进行了大幅度的限制与规范化。它保留了其“直属于皇帝”、“专业化侦缉”的核心特征，但通过联席会议的事前报备、事后审议、其他部门的制约（如逮捕后移交法司、情报共享），以及内部的“纪纲所”，为其套上了多重“紧箍咒”。
程文渊沉吟良久，终于开口：“此条陈……较之最初所闻，已周全谨慎许多。明确了权责边界，强调了法司终审，设置了多重监督。尤其是将重大行动置于联席会议框架之下，老臣认为……可基本杜绝其恣意妄为之可能。” 他话中仍带着保留，但态度已从坚决反对转为有条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