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李世欢再次踏上了北上的路。
这次是因公北上并州，太原郡有份关于军械损耗的文书需要当地守将核实用印，本不是什么急事，但兵部不知为何催得紧，赵成便派了他这个“稳妥”的人去。
离开洛阳时，秋意已深。铜驼街两旁的槐树叶子落了大半，露出光秃秃的枝桠。风从北方来，卷着尘土和枯叶，打在脸上带着边地特有的粗粝感。李世欢牵着那匹老马，走出建春门时回头望了一眼——洛阳城在秋日的阳光里依旧巍峨，但不知为何，总让人觉得那辉煌底下透着一股衰败之气。
北上的路他走过多次，但这一次感觉格外不同。
沿途所见，流民明显多了起来。三五成群，拖家带口，沿着官道向南蹒跚而行。大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偶尔有官府的差役骑马经过，对这些流民视若无睹，甚至还会呵斥驱赶。
李世欢在一个茶棚歇脚时，听棚主叹道：“都是北边来的。说是今年春夏旱得厉害，庄稼没长起来，又碰上朝廷加征‘防秋税’，实在活不下去了。”
“北边哪里？”李世欢问。
“哪儿都有。沃野、怀朔、武川……听说最远的还有从柔玄镇那边过来的。”棚主一边擦着粗陶碗，一边摇头，“这些还算好的，至少能走到这儿。路上不知道饿死冻死多少。”
李世欢沉默地喝着茶汤。他想起怀朔镇外的那些窝棚，想起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原来不只是怀朔，整个北边，都在崩坏。
继续北上，越靠近并州，气氛越紧张。
官道上巡逻的兵卒多了起来，查验路引也格外严格。沿途的驿站，守备明显加强，有些甚至增派了持戟的卫兵。驿丞们个个神色紧张，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
李世欢在太原郡办完差事，拿到回文后，没有立刻返程。他找了个借口在太原多留了一日，实则想多听些消息。
太原是并州重镇，南来北往的商旅、信使、官吏络绎不绝，消息也最灵通。李世欢住在城西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里，每日早出晚归，不是去茶馆坐着，就是在驿站附近转悠。
第三日傍晚，他在客栈大堂用饭时，听到了那场谈话。
邻桌坐着三个客商模样的人，风尘仆仆，显然也是刚入住。他们点了几个菜，要了壶酒，边吃边聊。起初声音不大，但几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
“……这趟真是险啊。”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商人说，“从沃野镇出来的时候，差点就回不来了。”
“怎么了？”另一个胖商人问。
“路上不太平。”山羊胡压低声音，“离沃野镇还有三十里，就看见一队人马，少说上百号，正在劫官府的粮车！”
李世欢手中的筷子顿了顿。
“劫粮车？什么人这么大胆？”第三个商人是个精瘦的汉子，闻言瞪大眼睛。
“还能是什么人？活不下去的戍卒，还有流民。”山羊胡喝了口酒，“我听人说，领头的是个敕勒人，叫破六韩拔陵，原先在沃野镇当过兵，后来被裁撤了，没了活路，就聚了一帮人，专抢官府的粮车、商队。”
“官府不管？”
“管？怎么管？”山羊胡冷笑，“沃野镇的镇将慕容毓，听说是个草包，整天就知道喝酒玩女人。手下的兵，三个月没发全饷了，谁肯给他卖命？上次派了一队人去剿，结果去了就投了破六韩拔陵，人家给饭吃啊！”
胖商人咂咂嘴：“这世道……真是要乱了。”
精瘦汉子问：“那个破六韩拔陵，到底想干什么？就为了抢粮活命？”
“怕是没那么简单。”山羊胡左右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我听沃野镇里的人说，破六韩拔陵现在手下已经聚了好几千人，不光是抢粮，还练兵。他打出个旗号……”
“什么旗号？”
山羊胡蘸着酒水，在桌上写了几个字。
李世欢坐的位置正好能看见。
八个字：杀尽鲜卑贵，汉儿当自强。
胖商人倒吸一口凉气：“这……这是要造反啊！”
“可不是嘛。”山羊胡抹去水渍，“听说他还派人去别的镇联络，怀朔、武川、抚冥……都有响应。照这个势头，北边迟早要出大事。”
精瘦汉子皱眉：“‘杀尽鲜卑贵’……这话说得太绝了吧？北镇戍卒里，也有不少鲜卑平民啊。这么一喊，不是把那些人也推到对面去了？”
“谁知道呢。”山羊胡摇头，“也许是被逼急了，什么话都敢说。也许……”他顿了顿，“也许就是想让汉人戍卒跟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