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文学在诞生之初本身就是对古典主义程式的反叛——华兹华斯呼唤“寻常生活里的语言”，雨果打破悲剧与喜剧的绝对界限。然而，任何成功的反叛都有沦为新正统的风险。当“激情”“天才”“自然”成为新的写作律令，当“玫瑰-爱情”“月光-忧郁”成为自动化的联想回路，浪漫文学就从解放力量蜕变为思想牢笼。讽刺正是在这一刻介入：它不是嘲笑浪漫主义关于爱的信念，而是嘲笑用十四行诗的固定格式去框定无限丰富的爱情经验这一行为本身。
因此，讽刺始终保持着一种二阶观察的姿态。它不直接陈述世界，而是观察文学如何陈述世界；它不直接对抗程式，而是揭露程式如何将自身伪装成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讽刺是对“诋毁”的诋毁——它拆解虚假的权威，恰恰是为了让被权威压抑的真实声音获得言说的可能。
三、“程式统治”：看不见的文学牢笼
命题特别使用“统治”（doate）而非“主导”“流行”，意在强调一种排他性霸权状态。当一套传统程式“统治”文学经验时，它同时实现三重控制：
第一，对写作者的控制。创作者在无意识中内化这套程式的语法规则，将“符合规范”误认为“写得好”，自我审查由此产生。第二，对读者的控制。读者的审美期待被规训为对特定程式的识别与满足，陌生经验因无法被既有图式同化而被判定为“错误”。第三，对文学可能性的控制。程式之外的实验被边缘化、污名化，文学经验从开放的探索沦为封闭的循环。
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在此获得新的解读维度。他主张艺术的技巧在于“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这恰恰是对抗“程式统治”的核心策略。然而，什克洛夫斯基未曾充分展开的是：陌生化并非一次性的革命，而必须成为文学的永恒姿态。因为任何成功的陌生化都会沉淀为新的程式，都需要被再一次陌生化。讽刺正是这种永恒陌生化的语言实践。
四、“逃离不正确程序”：解放的否定性路径
命题中最具哲学深度的是“把人领到他能够逃离不正确的程序之处”。这句话暗示：讽刺本身并不提供正确的程序，它只指示出口的位置。
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讽刺在摧毁一套旧程式之后立刻兜售一套新程式，它无非是完成了权力的交接，文学经验仍处在奴役状态。但真正的讽刺拒绝成为新霸权。拜伦在《唐璜》中一边戏仿感伤主义诗歌的滥情套路，一边又不完全抛弃浪漫主义的自由理想——他从不给出“正确写法”的标准答案，只是不断戳破“唯一写法”的幻觉。这种悬置判断的姿态，使讽刺始终保持与一切权力话语的距离。
福柯曾将批判定义为“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讽刺恰是文学领域的这种艺术：它教会写作者和读者不被任何一套程式过度治理。它不是将人从一个牢笼转移到另一个牢笼，而是把人领到牢笼的边界，指出囚禁状态本身的可疑。至于逃离之后走向何方，那是每个人必须自行探索的自由领域。
五、文学史的例证：讽刺作为更新机制
西方文学史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充分证据。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讽刺骑士小说的面貌出现，但它并未真正诋毁骑士精神所承载的正义、勇敢与理想主义——它诋毁的是时过境迁之后仍机械套用骑士话语的荒谬行为。正是这种讽刺，使欧洲小说从牧歌与传奇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开启了复调叙事的广阔天地。
奥斯汀的《诺桑觉寺》戏仿哥特小说的恐怖套路，但她并未否定想象力的价值；她只是提醒读者：不要把文学程式直接套用到生活经验上。这种讽刺恰恰是文学启蒙——它教会读者如何同时享受虚构又不受虚构奴役。
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性》中以极致戏谑的方式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说教文学范式，但他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性的严肃主张。他只是把整个“文学应当教化”的前提置于括号之中，让观众在笑声中意识到：原来戏剧可以不承载道德训诫而依然伟大。
这些例证共同揭示：讽刺始终扮演着“守夜人”而非“立法者”的角色。它不建造新的殿堂，但确保任何殿堂都不会自封为唯一的圣所。
六、结语：讽刺的悖论与使命
讽刺面对一个永恒的悖论：它以否定传统程式的姿态进入文学史，却无法摆脱被经典化、被收编的命运——斯威夫特、伏尔泰的讽刺作品如今也已成为“传统”，等待着新的讽刺来松动它们的权威。
然而，这正是讽刺最深刻的解放意义：它从不许诺永恒的解放，只提供每一次具体的逃离。没有一种文学程式能永远保持活力，也没有一次讽刺革命能一劳永逸。文学经验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这种永恒的张力：程式不断形成，讽刺不断解构；正题不断设立，反题不断涌现。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理解了命题的真意：讽刺不是浪漫文学的敌人，而是浪漫文学避免成为自己曾经反对的那种力量的唯一保障。它把每一代人领到可以逃离的地方，然后说：剩下的，交给你们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