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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琳心里越来越不安。她想起小周说的话，想起那天晚上后座上的女人。她开始认真考虑辞职。
第八天晚上，公司又加班。这次留下来的有三个人，全是女的——小琳、刘姐，还有一个刚来没几天的小姑娘，姓陈，大家都叫她小陈。她们要把一整天的会议资料和客户邮件全部整理打印，好几万字，要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小琳坐在靠窗的位置，刘姐坐在中间，小陈坐在门口。办公室里只有键盘的嗒嗒声，空调嗡嗡地吹着暖风，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
九点刚过，办公室的座机忽然响了。铃声响得很急，一声接一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小琳离电话最近，顺手接起来。
“您好，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息声，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重，越来越急，像有人在使劲呼吸，又像有人在哭。小琳又问了两遍：“您找谁？没事我挂了。”
忽然，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那声音断断续续的，带着哭腔，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一遍一遍地重复：“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怪我……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
那声音越说越快，越说越急，最后变成了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呢喃。小琳的手开始发抖，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像贴着一块冰。她“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她转身对刘姐和小陈说：“刚才有个电话，一个女人在哭，说什么不是她做的……”她话没说完，小陈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纸。
“你……你真接到了？”小陈的声音在发抖，她手里的鼠标掉了，在桌上弹了一下。
刘姐放下手里的文件，盯着电话机看了几秒。她的脸色也不好看，嘴唇抿成一条线。然后她站起来，声音低沉而果断：“收拾东西，走。这班不上了。”
三个人手忙脚乱地关了电脑，手机、钥匙、包胡乱塞进怀里，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小陈走在最前面，拉开门的时候手在抖，拉了两下才拉开。走廊里黑着灯，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照在走廊尽头的消防栓上。电梯门开了，三个人冲进去，小琳拼命按关门键，电梯门缓缓合上，在合拢的那一瞬间，她看见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有一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
电梯里谁也没说话。小陈蹲在角落里，抱着膝盖，浑身在抖。刘姐扶着墙，眼睛直直地盯着楼层数字，一，二，三……到了一楼，门开了，三个人几乎是跑出了大堂。
到了大街上，冷风一吹，小陈才捂着胸口说：“那楼里那个……又出来了。”
那天晚上，小琳一夜没睡。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闭眼就是后视镜里那个低着头的白衣服女人。第二天一早，她给爸爸打了电话，让他陪她去公司办离职。老板没有为难她，甚至没有问原因，多给了半个月工资。临走时，他亲自送她到电梯口，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不管你在公司遇到了什么，别说出去。”
小琳点了点头。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看见老板站在走廊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表情像是松了一口气。
后来她辗转打听到那栋楼里发生过的事。
几年前，楼里有一家大公司，租了整整两层。执行总裁是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男人，姓什么她没问出来，只知道他斯斯文文的，戴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他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司财务组的几个女同事都睡了，然后挪用巨额公款，把账全部栽赃到那几个女人头上。那几个女人被他玩弄了感情，又要面临牢狱之灾，走投无路。一天夜里，她们三个人一起在公司女厕所里上吊自杀了。遗书写了一万多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是泪痕。她们把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那个男人什么时候跟她们在一起，什么时候让她们签的字，钱打到了哪个账户。
可法律上讲证据。签字的是她们，走账的也是她们。那个男人找了最好的律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他全身而退，后来去了另一个城市，换了名字，继续做着体面的生意，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
而那间女厕所，就在小琳加班那层楼的拐角处。她接到的那个电话，内线号码显示，正是从那间厕所旁边的茶水间打来的。
小琳后来每次路过中山区，都会绕开那栋写字楼。她从不抬头看它，也从不对人提起。可有时候半夜醒来，她还会想起那个声音——断断续续的，带着哭腔，一遍一遍地重复：“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