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几乎无眠。
那条“有些案子，不该你看”的匿名短信，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在林溪的心头，挥之不去。她反复回忆着昨天在市公安局的每一个细节，孙卫国看似和蔼实则警告的话语，郑刚那充满压迫感的审视，还有办公室里其他民警那种刻意保持距离的沉默……这一切都让她确信，那份关于“赵立东侄子公司的非法拘禁案”的卷宗，是一个马蜂窝，而她，已经无意中捅了一下。
清晨，她顶着淡淡的黑眼圈，再次踏入市公安局大楼。与昨日的陌生感不同，今天这里带给她的是一种更具象的压抑。走廊里遇到的每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让她如芒在背。
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没有立刻开始工作，而是先泡了一杯浓茶，试图驱散脑中的混沌与疲惫。阳光透过百叶窗，再次将斑驳的光影投在桌面上，恰好照亮了那摞卷宗最上方，“开发区‘8·15’非法拘禁案”几个字显得格外刺眼。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父亲当年没有逃避，所以她也不能。
她深吸一口气，再次翻开了那份卷宗。这一次，她的目标更加明确——聚焦于那些“矛盾的口供”。她要将这些矛盾点逐一剥离出来，进行最细致的比对和分析，看看它们到底能揭示出什么。
她首先将涉案三名保安（张强、李斌、王磊）的询问笔录，与报案人王永强的陈述笔录，并排铺开在桌面上。拿起红蓝两色笔，开始进行最原始的文本分析。
蓝色，标注一致或无害信息。
红色，标注核心矛盾与疑点。
很快，笔录纸上便被红色的记号占据：
关于“邀请”方式：
保安张强（保安队长）笔录：“王老板是自愿跟我们上车去仓库谈债务的，我们很客气。”
保安李斌笔录：“我们就是请他过去坐坐，商量事情。”
保安王磊笔录：“他自己跟着我们走的。”
报案人王永强陈述：“他们四个人，两个人架住我胳膊，一个人从后面推我，强行把我塞进他们的面包车里的！我挣扎了，他们还骂骂咧咧，说再不老实就揍我！”
关于在仓库内的行为：
三名保安口供高度一致：“就是谈话，让他还钱。气氛有点紧张，但绝对没有动手。”
王永强陈述：“他们把我按在一个破椅子上，不让我走。张强（保安队长）用手指着我鼻子骂，唾沫星子都喷我脸上。我想打电话报警，李斌就把我手机抢过去摔地上了！后来他们还推搡我，我胸口和胳膊都被他们弄疼了。” （此处，王永强提到了手机被摔坏的情节，但卷宗物证清单里完全没有这部被摔坏手机的记录或照片。）
关于拘禁时长与离开方式：
保安口供：“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后来他自己走了。”
王永强陈述：“从晚上八点多一直被关到凌晨两点多！起码六个钟头！后来是他们接到一个电话，才骂咧咧地打开门让我滚的！”
林溪的笔尖在“接到一个电话”这几个字的电话？电话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一个电话就能让这些“只是谈话”的保安放人？这个电话，很可能是指挥链条的关键一环。
然而，翻遍整个卷宗，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电话的调查记录。办案人员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个线索，或者，是刻意回避了。
这些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表述差异”，而是根本性的、对事件性质的截然不同的描述。一方描绘的是一次虽有冲突但基本克制的债务协商，另一方控诉的则是一次完整的、伴有威胁和暴力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
任何一个有基本逻辑判断能力的人，都能看出其中必有一方在撒谎。而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多人串供并统一口径的可能性，远大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者凭空捏造出如此详细的受害经历。
更让林溪感到心惊的是，如此明显的矛盾，经办此案的民警——尤其是最终签下“不予立案”结论的郑刚——怎么可能视而不见？他们非但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对质，反而直接采信了保安一方的单方面说辞。
这已经不是工作疏忽，这几乎是在明目张胆地偏袒！
她合上卷宗，感到一阵心寒。仅仅通过书面审核，她就发现了这么多问题，那么在实际办案过程中，还有多少黑幕被隐藏了起来？
她需要了解更多。需要知道当时办理此案的基层民警，到底是怎么想的。
根据卷宗记录，这起案子最初是由开发区派出所接警并初步处理的，后来才因为“案情复杂”被刑警大队的郑刚接手。
林溪决定，先去一趟开发区派出所，找一下当时最先到达现场的民警了解一下情况。或许，从基层民警那里，能听到一些在正式卷宗里看不到的“实话”。
她向孙卫国支队长报备，理由是“需要核实卷宗中一些现场描述的细节，以便更准确地完成审核报告”。孙卫国正在接电话，闻言只是抬眼看了看她，目光深邃，随即挥了挥手，示意她自己去，没多说什么。
开发区位于江城市的东郊，一路上能看到大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和高耸的塔吊，“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巨型标语牌随处可见。开发区派出所是一栋崭新的小楼，显得很气派。
林溪亮明了自己市局法制支队借调人员的身份，很快被引见到了派出所的副所长办公室。副所长姓陈，是个四十岁左右、面色疲惫的中年男人。
“哦，‘8·15’那个案子啊，”陈副所长听完林溪的来意，揉了揉太阳穴，语气带着明显的回避，“这个案子后来不是移交给市局刑警大队的郑队负责了吗？所有材料也都移交过去了。我们这边就是接个警，做个初步调查，具体情况，你得去问郑队他们。”
林溪不死心，追问道：“陈所，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最初的情况。当时是您带的队出警吗？现场感觉怎么样？比如双方的情绪，现场环境这些？”
陈副所长眼神闪烁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天不是我出的警，是小王他们去的。回来就说双方各执一词，感觉就是普通的债务纠纷。你也知道，开发区这种地方，劳资纠纷、经济矛盾多了去了，很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出警的民警王同志在吗？我想和他聊聊。”
“不巧，小王今天下去走访社区了，不在所里。”陈副所长回答得很快，几乎是脱口而出。
林溪心里一沉，她知道，这大概率是托词。她尝试换一个角度：“陈所，那据您了解，像金鼎实业这类公司在开发区，平时类似纠纷多吗？”
陈副所长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随即摆手：“这个我不太清楚。企业正常经营嘛，有点小摩擦也正常。小林同志，我看你还是回去看卷宗吧，郑队那边处理得很清楚，就是个经济纠纷，已经结案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深究了。”
他的话里，已经带上了明显的不耐烦和送客的意味。
林溪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只得道谢离开。走出派出所大门，她感到一阵无力。基层派出所的态度已经很明显：这个案子由郑刚队长亲自处理，他们不便，也不敢多言。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眼前车来车往的开发区大道，金鼎实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就在不远处，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它像一座堡垒，被无形的力量保护着。
难道就这样放弃？不。
她想起卷宗里缺少的同步录音录像。按照规定，这类警情的处置，尤其是在办案区的询问，必须有录音录像。就算派出所这边问不出什么，或许可以去看看，当时的录音录像是否真的不存在，还是……存在的版本与卷宗记录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