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许不完美，或许有争议。但我相信，路是走出来的。让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也给齐国一个未来。”
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者拍手称快，觉得主公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反对者虽然仍有微词，但面对如此诚恳、立足现实、又给儒学留了位置的论述，也很难再像之前那样激烈抨击。
更重要的是，季达在文章最后，做了一个关键的表态：“儒学重在修身，可作为学童的基础学科之一，与识字、算术并列。文学院亦将得到朝廷同等资助，致力于经史研究与文化传承。”
这算是给传统势力一个明确的交代和台阶。儒学还是基础课，文学院也独立存在，而且朝廷给钱。你们要研究，尽管去研究。
这个表态，让政务院里一直沉默的许柳忠、顾炎之等人，暗暗松了口气。主公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了包容和空间。这让他们在坚持原则和顾及情面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许柳忠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对几位心腹感慨道：“主公此举，可谓刚柔并济。既坚持了实用为重的国策，又未彻底断绝儒学传承。文学院独立设于曲阜，远离政治中心，专心学问，或许……也是一条出路。”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台阶”。
以王元邕、冯琰为首的一批最顽固的大儒，在得知最终方案和季达的表态后，悲愤交加。他们认为，将儒学与工匠、律法并列，已是奇耻大辱。将文学院放到曲阜，更是明升暗降，边缘化处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位来自青州的老名士老泪纵横，“齐国不容圣道，自有容道之处！老夫这就去建康，去长安！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一处可验证我儒学乃立国之根本！”
很快，一股“出走潮”在儒家文人中悄然兴起。数十位在齐国境内颇有名望、但并未在朝中担任实职的名士、地方耆老，携家带口，离开了齐国。有的南下投奔南梁，有的西去依附西魏。他们带走的，除了家当，还有满腹的经纶和对季达“离经叛道”的深深失望。
消息传到季达耳中，他正在批阅关于海军舰艇改造的图纸。
“走了？”季达头也没抬。
“是。”万福低声汇报，“据各关卡统计，已有三百四十七人离境，多是携家眷、弟子，车载箱笼，看样子是不打算回来了。王老大人和冯老大人虽未明言离开，但据说闭门谢客，郁郁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