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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章 梁州是个国中国了快!(1 / 1)

一夜过去,护卫们时不时从外面回来低声汇报些什么。而负责整理材料的董平、南木一刻不闲。此刻,天边已经可以看到些白光,董平和南木长长的呼了口气。

季达看他们整理的差不多了,就示意他们将整理好的东西汇报上来。

董平咽了口唾沫,上前一步,将连夜探查汇总的情报,一五一十禀报:

“主公,黄河商会会长庄贤,四十三岁,开封本地人,五年前,也就是主公您拿下老四州不久,此人逃难至了我齐国,没多久,突然就有了钱,生意也越做越大。根据时间线对比,其姐夫王勇平,当时已经是公安厅下属官员,后因政绩卓越调为沂州公安厅,民事处副处长,去年主动申请调任梁州,经政务院审核、众议院批准,出任梁州公安厅厅长。根据《梁州时报》报道,此人到任后,大力‘整顿治安’......。实则将开封乃至梁州大半的治安力量,逐步换成了自己人。”

“黄河商会如今垄断了开封及周围县城七成以上的建筑、基建项目。从州府衙门翻修、道路拓宽,到新城墙加固、码头扩建,甚至各郡县新建的学堂、医馆,几乎全由其承包。根据数据显示其报价普遍高出沂州、青州三到五成,但每次都能中标。”

“不仅如此,”南木顿了顿,声音更低,“他们还通过威逼利诱,控制了开封及周边郡县近四成的粮行、三成的布庄、两成的药铺。粮食价格,比相邻的齐州贵了两成还多。布匹、药材亦是如此。”

季达的手指敲击声停了停,又继续响起,节奏似乎快了一丝。

董平接着汇报,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和一丝自责:“主公,关于梁州参议院……情况更糟。梁州参议院共设参议员三十九名,初步查证,其中至少有二十八人,与黄河商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选举过程中,存在大量贿选、买票、威胁选民的情况,此处尚缺少足够证据支持,有待核实。”他深吸一口气,继续汇报“有七名参议员,在过去四个月里,虽然名义上还在任,但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们派人去其家中侦查,发现或被软禁在家,或因‘意外’身亡。这七人中,包括梁州全部的五名众议院议员!”

“砰!”季达一拳砸在桌上,茶杯震得跳起,茶水泼了一桌。

“好,好得很!”季达怒极反笑,“五名中央议员,全都处于异常状态,监察厅呢?梁州监察厅是干什么吃的?!”

张承面色凝重地开口,声音带着彻骨的寒意:“主公,梁州监察厅……联系不上。厅长周安,是两个月前从齐州调任的干员,为人刚正。但据我们安插在开封的暗线最后一次传回的消息,周安两个月前曾试图调查黄河商会,随后检察院就收到他的病假条,‘突患疾病’,卧床不起,监察厅事务由其副手,一个叫赵德的人暂代。这个赵德,早期本应该升任厅长,但考察时发现其履历不足,才从齐州调了周安来。”

季达闭上眼睛,胸膛微微起伏。他苦心建立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系——政务院行政,众议院立法监督,检察院司法监察。在梁州,竟然被从上到下,几乎彻底蛀空!行政官员贪腐,议会代表被收买,监察系统瘫痪,甚至同流合污!而作为顶头上司,居然都不知道!

这哪里还是他季达的梁州?这分明是一个寄生在齐国肌体上的巨大毒瘤!

“李尚北……”季达缓缓念出这个名字,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许柳忠推荐的梁州州长……”

张承沉声道:“主公,李尚北此人,年四十,原为东魏光州一县令。主公拿下老四州之前,他已然归附,并在后续‘腾笼换鸟’行动,清洗东魏旧吏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协助我们拿下了试图反抗的光州刺史,立下功劳。因此被调入民政部任职,在职期间,因能力尚可,两年后外放为光州下辖郡长,政绩……表面上看确实不错,赋税增收,治安良好。又两年,调入财政部任副部长之一。”

他看了一眼季达的脸色,继续道:“在财政部期间,他与杜衡部长因预算分配、税收政策等问题多次发生冲突。杜衡部长曾私下向主公和许院长反映,此人善于钻营,且上缴的账目有疑点,意思有滥用公权的问题。臣当时奉命调查,但李尚北做事极为谨慎,账面上的问题都能很好的解释,人际关系也处理得圆滑,未能找到确凿证据。此事便暂时搁置。”

“去年,因齐国疆域扩大,急需有经验的官员出任地方大员。许院长考虑到李尚北有地方治理经验,且此前调查也未发现问题,便推荐其出任梁州州长。李尚北赴任前,以‘梁州新附,百废待兴,需得力干将协助’为由,向许院长申请了一批人。许院长并未及深究,便同意了。这批人中,包括梁州下辖两郡的郡守,六个县的县长,以及……公安厅长王勇平,大都是他做郡守时的旧部。”

吴谨补充道:“现在看来,早在当年这李尚北就已经出了问题,并形成了团伙。借着赴任的机会,将这些人安插到梁州各级关键岗位。而梁州参议院的选举,恐怕从候选人提名开始,就被他们操控了。”

季达听着,心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冰冷的杀意取代。许柳忠是位勤勉却有时过于“宽和”的政务院院长。无需质疑,许柳忠有才干,也忠诚,但或许是在儒家的圣贤书读多了,有时过于讲究“平衡”和“情面”,对于李尚北这种善于伪装、又有“政绩”的官员,缺乏足够的警惕。

“是我的错。”季达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制度建立了,监督体系设计了,但我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也高估了制度在初期、在基层的执行力。我以为有了众议院、大法院、监察院,就能防止权力滥用……却忘了,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而当执行制度的人,从上到下烂掉了,制度就成了摆设,甚至成了他们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