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经历了丧夫、垂帘、还政、又眼见幼子（寿王）身陷囹圄的老人，在病榻上淌着泪对前来请安的赵小川道：“皇帝，哀家知道俣儿犯了大错，罪无可赦。可他……终究是你皇叔，是先帝的血脉。这些年，他或许糊涂，或有怨望，但哀家不信他真会狠心到要颠覆祖宗江山……圈禁已是重惩，能否……能否留他一条性命？哪怕废为庶人，终生看守陵园，也好过白绫鸩酒，让哀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太后的眼泪和恳求，让赵小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是朝堂上的政争，而是家族内部的情感与法理纠葛。太后虽已还政，但在宗室和部分老臣心中仍有巨大影响力，她的态度会影响“清算KPI”执行的舆论环境，甚至可能让一些本已认罪的乙类、丙类官员心生侥幸。
赵小川在垂拱殿独坐良久。程序员的本能让他分析各种处理方案的“系统影响”：
· 强硬到底：坚持依法严惩，可能彻底得罪太后，引发宗室不安，甚至被解读为“刻薄寡恩”，影响自身“仁孝”形象，不利于后续统治的“软环境绩效”。
· 完全妥协：赦免寿王死罪，则国法威严受损，甲类核心党羽的判决也难以服众，可能让“清算KPI”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埋下未来隐患。
· 寻求中间路径：在法理框架内，寻找一个既能保全太后些许颜面、宗室勉强接受，又不至于严重破坏“清算”严肃性的方案。
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亲自前往宗正寺，与负责审理的三法司主官、以及几位德高望重的宗正老臣进行闭门商议。最终，他们拟定了一个方案：
1. 维持对寿王“谋逆大罪”的定性，绝不更改，这是底线。
2. 在量刑上“酌情”：考虑到其宗室身份、以及太后求情、本人或有过悔罪表示（需审问确认）等因素，拟判处“赐自尽”改为“终身圈禁，遇赦不赦”，但保留其宗室身份（最低等），供给衣食，允许有限度的读书（限于经史，禁涉权谋兵书）。
3. 将此“酌情”作为标杆：明确告知所有涉案官员，寿王因特殊身份和太后求情获此“恩典”，尔等并无此待遇。若想活命或从轻发落，唯有彻底交代、戴罪立功一途。
赵小川将此方案禀明太后，言辞恳切地说明了国法、亲情与朝局稳定的权衡。太后虽仍悲伤，但也知这是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且保全了儿子性命，终于含泪默许。
消息传出，朝野反应复杂。激进派觉得皇帝心软，保守派则松了口气，认为皇帝终究顾念亲情宗法。但无论如何，“清算”进程得以继续，且因为有了寿王这个“特殊案例”的对比，其他涉案官员更加不敢心存侥幸，审讯和交代效率反而有所提升。
赵小川的“绩效”管理，在此展现了必要的“弹性”和“情境化”处理能力——在坚持核心原则（依法清算）的同时，灵活调整策略（量刑酌情），以应对外部压力（太后），最终确保了整体目标的推进（肃清余党、稳定朝局）。这堂生动的“政治绩效弹性课”，让他对管理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体会。
狄咏的“防御绩效2.0”体系尚未完全运转娴熟，便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不是大军压境，而是更为棘手、模糊的边境走私与摩擦升级。
随着榷场贸易部分恢复，利益驱动下，走私活动悄然抬头。不同于以往小打小闹，近期出现的几起走私案，呈现出组织化、武装化的特点。走私物品也不再限于盐茶绢帛，甚至出现了精铁、硫磺等敏感物资。更令人警惕的是，查缉过程中，宋方巡边士卒与武装走私分子（其中明显混杂着辽国边境部族悍勇甚至疑似辽军散兵）发生了数次小规模交火，造成双方伤亡。
这些事件分散、琐碎，但频率在增加。辽方边境官吏态度暧昧，时而推诿不知情，时而又指责宋军“越界执法”、“滥杀无辜”，边境气氛再次紧张。
狄咏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耶律斜轸的新策略——在正面谈判和勾结内应受挫后，改用“灰色地带”袭扰。通过纵容甚至暗中支持武装走私和边境摩擦，不断消耗宋军精力，试探防御漏洞，破坏边境稳定，同时避免承担开启大规模战事的责任。
“绩效2.0”的应对措施迅速启动：
1. 情报网络发力：命令边境“舆情观察员”和潜伏哨，重点搜集走私团伙的源头、路线、接头点以及背后可能的辽国官方或部族支持者信息。绩效指标：七日内，摸清主要走私网络的至少三条关键链条。
2. 快速反应部队实战检验：抽调两支“快速反应部队”，配属熟悉地形的向导和必要的“神机箭”（用于威慑），在走私高发区域进行机动巡逻和设伏。绩效指标：遭遇武装走私时，击溃或擒获率需达到七成以上，己方伤亡需严格控制。
3. 外交军事协同施压：狄咏亲自约见辽国边境最高将领，出示查获的辽国制式物品（从走私者手中缴获）和伤亡士卒证据，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辽方约束边军和部族，共同打击跨境武装走私。同时，北疆宋军举行一次公开的、针对性的反走私演练，展示决心和能力。
4. 边境民生与联防：鼓励边民举报走私，设立悬赏；同时，加快在边境冲突频发区域推行“民兵保甲联防”试点，将边民组织起来，参与巡逻、警戒、信息传递，并将其参与度和贡献纳入地方官府的“民生保障KPI”考核。
这是一场“治安战”与“心理战”的结合，考验的是狄咏新防御体系的精细化、灵活性和韧性。第一次压力测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北疆未来的安宁，也检验着“绩效”管理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有效性。
张方平率领的查办使团在东南的进展，在突破初期的一些小案后，再次陷入了“深水区”。他们接触到的汪掌柜之流，提供的多是边缘信息。真正的核心网络保护严密，关键账册要么被销毁，要么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分散隐藏（如化整为零记入无数无关商户的正常账目中），难以溯源。涉案的中高层官员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抛出几个替罪羊，自己则用早已准备好的“合规解释”和“数据迷雾”应对质询。
“绩效查案法”在应对这种高度组织化、反侦查意识极强的对手时，遇到了瓶颈。数据交叉比对能发现异常，但难以锁定具体个人和完整证据链；流程复盘能找到漏洞，但对方早已准备了填补漏洞的“后手故事”。
这一日，使团驻地收到一封匿名投递的信函，里面是几页残缺不全的账目影印（似乎是原本的摹写），涉及几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商号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时间点恰好与几笔重大盐课亏空吻合。信函末尾有一行小字：“欲知详情，三日后子时，城东荒废海神庙，只身前来，过时不候。”
这显然是一个诱饵，也可能是陷阱，但或许是突破僵局的唯一机会。
张方平召集核心成员紧急商议。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可能是调虎离山或刺杀阴谋；有人认为值得冒险，但需周密布置。
“绩效查案，亦需胆魄。”张方平最终决定，“去，但不能‘只身’。我们这样安排……”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预案，包括明暗两条线的人员布置、接应方案、信号约定、以及万一出现意外的撤离路线。这本身也是一次“高风险行动绩效”的实践。
沈括和苏轼选定的首个民用推广项目——改良织机传动机构，在取得工坊内的“绩效评审”高分后，开始在北疆一处新建的官营织坊进行试点安装和培训。
然而，推广过程遇到了典型的“水土不服”。
从“星火工坊”派去的年轻工匠，满口齿轮、连杆、传动比，操作精细，要求严格。而织坊里的老师傅和女工们，习惯了旧织机的手感与节奏，对这种需要定期上油、检查螺丝、操作稍有不同便可能卡线的新玩意儿既好奇又排斥。一次操作不当导致纱线大面积断裂后，老师傅更是抱怨：“花里胡哨，还不如咱的老家伙好使！”
效率提升的数据在纸面上很美好，但在实际生产的第一周，因为不熟悉和抵触，整体产出反而下降了。
沈括接到汇报，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只重器物之利，未顾人情之常。”他让苏轼执笔，编写了一份极其浅显、图文并茂的《新式织机操作养护三字诀》和《常见故障排除指南》，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简单图示，代替复杂的原理讲解。同时，他请求狄咏协调，让地方官府给予织坊女工一定的“学习补贴”，并承诺熟练使用新织机后，计件工钱可提升一成。
更重要的是，他派去了工坊里一位不仅技术好、而且善于沟通的老匠人，让他去“蹲点”，手把手教，耐心听抱怨，慢慢化解抵触情绪。技术推广的“绩效”，不能只看机械效率，还要考量“人的接受度”和“推广过程的平滑度”。
林绾绾的“绾云轩”信息网络运转愈发顺畅。她不再被动听取闲谈，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话题。比如，在几位与东南盐案涉案官员有姻亲关系的夫人面前，“无意间”感叹朝廷查案力度之大、证据之细，透露出“听说连十几年前的旧账都翻出来了”的风声（这其实是她的猜测和夸大），观察她们瞬间变色的表情和后续匆匆离去的举动。这些细微反应，都成为她判断哪些府邸可能更深度卷入的参考。
她的“社交绩效”，从单纯的信息收集，升级到了初步的信息分析和主动试探，为孟云卿的监控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方向。
东宫里，太子少傅给赵言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功课”——以太子名义，写一份关于东宫小花园“花草绩效”管理情况的简单奏报，呈送给皇帝阅览。内容不必复杂，只需说明他种了哪些花草、设定了哪些照料指标、记录了哪些生长情况，以及有什么发现或困惑。
赵言对此非常认真。他让少傅和伴读帮他整理记录，自己则用稚嫩的笔迹和大量图示，完成了一份别具一格的“奏报”。上面画着不同花草的样子，用圈圈和杠杠表示浇水次数和日照，甚至有一页画了两种浇水方法下同一株花的不同长势对比。
当这份充满童趣却又隐约透着条理的“奏报”送到赵小川案头时，他正在为太后求情和边境摩擦烦心。展开一看，不由得哑然失笑，心头阴霾散去了些许。他看到了弟弟的用心，也仿佛看到了某种最原始的“观察-记录-比较”的管理思维萌芽。他提起朱笔，在奏报后面认真批注：“太子用心农事，知晓记录观察，甚好。可继续为之，亦须知稼穑之苦，民生之艰。”并让内侍将批注后的奏报送回东宫，还附带赏了几样新奇的种子。
赵言收到皇兄的批注和赏赐，小脸兴奋得发红。这不仅仅是一次功课反馈，更是他第一次以“太子”身份与“皇帝”进行正式的公务沟通（尽管内容稚嫩），并得到了认可和指导。这种正向反馈，无疑会进一步激励他对“责任”和“管理”的朦胧兴趣。
磨合期的噪音处处可闻，暗礁在水下若隐若现。太后之泪考验着政治智慧的弹性，边境走私挑战着防御体系的韧性，盐案深水检验着调查方法的穿透力，技术推广遭遇着人情习惯的惰性。然而，应对与调整也在同步进行。赵小川在原则与亲情间寻找平衡点，狄咏用综合手段应对灰色威胁，张方平准备冒险一搏，沈括调整推广策略，林绾绾深化信息分析，赵言则收获了第一份管理实践的鼓励。旧的秩序在阵痛中瓦解，新的规则在磨合中艰难成形，大宋这艘巨轮的每一次转向与调速，都伴随着无数细微的校准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