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八年九月十五，垂拱殿。
赵小川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一份特殊的奏折。奏折不是从地方来的，而是从新政司送来的——准确说，是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三人联名上奏。
奏折的标题很平常：《新政十年疏》。但内容，却让赵小川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官家，”孟皇后端着一碗参汤进来，见他眉头紧锁，轻声问道，“出什么事了？”
赵小川摇摇头，把奏折递给她。孟皇后接过，一页页看下去，脸色也渐渐凝重。
奏折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郑知文所写，讲水利会推广十年来的成效与问题。成效显着：全国各路兴修水利一万三千余处，灌溉农田八百余万亩，增产粮食每年不下两百万石。但问题也很突出：部分州县水利会流于形式，账目虽公示，却无人监督；渠长虽公选，却被豪强把持；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官把水利会当成了敛财的工具，巧立名目收费，百姓敢怒不敢言。
第二部分是陈清照所写，讲钱业信誉评级十年来的发展。如今全国已有大小钱庄两千余家，申请评级的超过八成。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一些钱庄为了评上甲等，做假账、虚报资本；评上甲等之后，放松风控，盲目放贷，已有两家甲等钱庄出现经营困难，险些引发挤兑。更棘手的是，当铺、票号、质库等其他金融行当，至今没有统一监管，乱象丛生。
第三部分是周文俊所写，讲实务课十年来的推广。如今全国官学开设实务课的超过七成，培养生员数以万计。但随着实务课普及，新的矛盾出现了：实务课挤占经义课时间，引发部分保守官员不满；实务课教材各地自行编写，质量参差不齐；实务课毕业生虽多，但真正能学以致用的，不足一半。更让人忧心的是，有官员提出“实务课无用论”，认为实务课培养的不过是“吏才”，而非“相才”，主张削减课时。
三人最后联名建议：新政推行十年，当有一次全面的“回头看”——不是否定过去，而是查漏补缺，解决问题，让新政走得更稳、更远。
孟皇后看完，沉默良久。
“官家，”她轻声道，“他们说得对。十年了，该回头看看了。”
赵小川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事太大，不能操之过急。得先让他们三个碰个头，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他提起笔，在奏折上批了几个字：
“准。着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即日起会商新政得失，三个月内呈递整改方案。所需人手、钱粮，由户部支应。”
批完，他放下笔，望向窗外。
秋高气爽，天朗气清。
又是一年秋风起。
九月十八，夜，新政司衙署。
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秋风中簌簌作响。树下，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三人围坐石桌旁，桌上摊着那本《新政十年疏》的底稿，还有厚厚一摞各地报来的材料。
“官家批复了。”郑知文道，“三个月内呈递整改方案。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抓紧。”
陈清照道：“我那边的问题最棘手。钱庄评级搞了十年，本以为万事大吉，谁知道又冒出这么多新问题。还有当铺、票号，以前顾不上管，现在不管不行了。”
周文俊道：“实务课这边也差不多。十年前是没人愿意开，现在是开了不知道怎么教好。各地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把实务课上成了算学课，有的上成了律法课，还有的上成了‘官场应对课’，完全偏离了初衷。”
郑知文道：“水利会也是。账目公示是好办法，但没人监督，公示就成了摆设。渠长公选是好规矩，但豪强插手，公选就成了走过场。”
三人沉默片刻。
陈清照忽然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类的？”
郑知文和周文俊看着她。
陈清照道：“都是‘制度有了，执行没了’。水利会有章程，但没人去查章程执行得怎么样；评级有标准，但没人去查评级之后做得怎么样；实务课有教材，但没人去查教材教得怎么样。咱们这些年，忙着把制度铺开，却忘了铺开之后还要盯着。”
周文俊点头：“陈姑娘说得对。这叫……‘重建设，轻监管’。”
郑知文道：“那怎么办？总不能每个县都派一个人去盯着吧？全国一千多个县，得派多少人？”
陈清照想了想：“不一定派朝廷的人。可以让地方互相查，或者让百姓参与监督。”
“怎么让百姓参与？”
陈清照道：“比如水利会，账目公示了，但百姓看不懂怎么办？那就派人去教他们怎么看账。等百姓都看懂了，谁还敢做假账？”
周文俊道：“实务课也一样。教材统一了，但先生教得好不好，学生说了算。可以搞‘学生评教’，每学期让学生给先生打分，分低的，要么改进，要么换人。”
郑知文道：“水利会也可以搞‘百姓评议’，每年让受益农户给渠长打分，分低的，下届就别想再选上。”
三人越说越兴奋，石桌上的灯烛映得他们的脸亮堂堂的。
夜已深，槐叶还在沙沙作响。
但他们的心里，亮堂得很。
九月二十五，京东路，青州府。
郑知文又一次踏上了京东路的土地。这一次，他没有通知地方官府，只带了弟子王恕和两个随从，扮成商人模样，一路走，一路看。
第一站，还是益都县王家村。
村口那块石碑还在，碑文清晰。郑知文在碑前站了一会儿，看见几个村民正在渠边忙碌，便走过去。
“老丈，忙着呢？”
一个中年汉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愣住了：“您是……郑大人？”
郑知文也认出来了，是当年护渠队长李铁柱的儿子，叫李大牛。如今也四十出头了，成了村里的主事。
“大牛，你爹呢？”
李大牛眼眶红了：“郑大人，我爹去年走了。临走前还念叨您，说您是咱们村的大恩人。”
郑知文沉默片刻，轻声道：“你爹是个好人。”
李大牛抹了抹眼睛，招呼郑知文去村里坐。郑知文摆摆手：“不坐了。我就是路过，想看看渠，看看账。”
李大牛带他来到村口老槐树下，那里贴着一张纸，是上个月的账目公示。郑知文仔细看了一遍，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这是谁记的账？”
“我记的。”李大牛道，“我爹教我的，一笔都不能差。他还说，郑大人说过，账目透明，百姓才信。”
郑知文点点头，又问：“渠长是谁？怎么选的？”
“渠长是王老倔的儿子，王二壮。大伙儿选的，干了五年了，公道。每年春上，大伙儿一起修渠，按人头派工，谁家有事来不了，就出钱请人顶。账目都记着，年底对账，一分不差。”
郑知文又问了几个村民，都说好。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离开王家村时，李大牛追上来，塞给他一个布包：“郑大人，这是我娘蒸的馍，您路上吃。”
郑知文接过，心中暖意涌动。
下一站，他没有去那些办得好的村子，而是特意挑了一个据说“有问题”的地方——临朐县刘家庄。
刘家庄的水利会是三年前办的，章程齐全，账目也公示。但郑知文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村民说起水利会，都支支吾吾，不愿多谈。
他找到村里一个老人，悄悄问：“老丈，这水利会到底怎么样？”
老人四下看看，压低声音：“客官，您别问。问了也没用。”
“为什么没用？”
“渠长是县太爷的小舅子，谁敢说不好？账目倒是贴了，可谁看得懂？去年修渠，说是花了五百贯，可那渠就修了那么一小段，能花那么多？”
郑知文心中一沉。果然有问题。
他没有声张，悄悄记下这些情况，又去邻村打听。邻村的人说，刘家庄的渠长确实不地道，但他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没人敢惹。
郑知文在驿馆里住了一夜，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往青州府。信中详细写明刘家庄的情况，请青州府派人核查。
第二天一早，他继续上路。
这一趟京东之行，他走了整整一个月，跑了十三个县，看了二十八个水利会。好的，记下来；坏的，也记下来。好的经验，坏的教训，都一一写进随身的本子里。
回到汴京时，已是十月末。
十月初五，江南东路，江宁府。
陈清照再次来到江宁。八年过去，江宁城更繁华了，秦淮河两岸的店铺鳞次栉比，行人如织。但她此行不是为了看繁华，而是为了查问题。
八年前，她在江宁推行信誉评级，那二十九家观望的钱庄，后来大多数都申请了评级。但最近，有两家甲等钱庄出了问题——一家叫“裕通”，一家叫“恒昌”。
裕通钱庄是江宁老字号，评上甲等后，生意兴隆，存户大增。但今年夏天，忽然传出消息：裕通放贷给一个盐商，那盐商亏了本，卷款跑了，裕通损失惨重，眼看就要周转不灵。
恒昌钱庄则是另一回事：评上甲等后，账目做得漂漂亮亮，但最近有人举报，说恒昌做假账，虚报资本，实际早就亏空了。
陈清照此行，就是要查清这两家钱庄的底细。
她先去了裕通。钱庄大门紧闭，门口围着几十个存户，哭天喊地。一个老太太拉着陈清照的手：“陈掌柜，俺在裕通存了二十贯，是俺攒了十年的养老钱啊！裕通说倒就倒，俺可怎么办啊！”
陈清照安慰她几句，让阿宁记下她的姓名、存钱数目，承诺监管司会尽力追回。
进了钱庄，掌柜的姓钱，正是八年前那个带头抵制的钱掌柜。如今他头发全白了，见陈清照来，苦笑道：“陈提举，您来了。我这家业，算是败了。”
陈清照没有客气，直接问：“那个盐商是怎么回事？”
钱掌柜道：“那人姓胡，在江宁做了十几年盐生意，一直信誉很好。他来找我借钱，说有一批盐货急着出手，周转几天就还。我借了他五万贯，谁知道他拿了钱就跑了。后来一查，他那盐生意，早就亏空了，这几年全靠借新还旧撑着。我……我被他骗了。”
陈清照皱眉：“你放贷之前，没有查他的底细？”
钱掌柜低头：“查了。但他做得太像真的，账目也漂亮，我……我大意了。”
陈清照沉默片刻，对阿宁道：“记下来：裕通钱庄问题，在于放贷审查不严，轻信客户，风险意识不足。建议：加强贷前调查培训，建立客户黑名单制度。”
接着去恒昌。恒昌的情况更复杂——账目做得太漂亮了，漂亮得不真实。
陈清照带着几个老账房，查了整整三天，终于查出了问题：恒昌的账目，有两套！一套给监管司看的，全是假的；另一套自己留着的，才是真的。真账上，恒昌早就资不抵债了。
掌柜的姓王，被抓时还嘴硬：“我评上甲等了，账目也公示了，有什么问题？”
陈清照把那两本账摔在他面前：“你自己看看，哪本是公示的？”
王掌柜脸色惨白，瘫坐在地。
陈清照对阿宁道：“记下来：恒昌钱庄问题，在于做假账、虚报资本、欺骗监管。建议：吊销评级资格，移交刑部严查。同时，建立‘抽查制’，每年随机抽查一定比例的钱庄，不打招呼，直接查账。”
在江宁待了半个月，她又去了苏州、扬州、润州，一路查，一路记。
回到汴京时，已是十一月初。
十月十五，河北路，大名府。
周文俊带着李浩然和两个学生，一路北上。河北的秋天比汴京冷得多，树叶早已落尽，田野里光秃秃的，只有远处的太行山脉还带着一抹苍青。
此行第一站，是大名府学。
大名府学是河北最大的官学，也是最早响应实务课的官学之一。但最近有传闻说，府学的实务课教得不好，学生们怨声载道。
周文俊没有惊动府学官员，悄悄扮成商人，混进府学旁听了一节课。
讲课的先生姓张，四十多岁，据说是府学最好的算学教授。但一节课听下来，周文俊皱起了眉头。
张教授讲的是“四柱清册法”，但讲得干巴巴的，全是理论，没有实例。
课后，周文俊拦住几个学生，问他们觉得实务课怎么样。
一个学生苦着脸：“先生，您别问了。这课，太没意思了。讲的我们都听不懂，听不懂就不想听，不想听就更听不懂。”
另一个学生道：“我们想学点有用的，比如怎么查账，怎么审案，怎么管仓库。可张先生只讲理论，不讲实际。他说，先打好基础，以后自然就会了。可我们连基础都打不好，以后怎么自然会？”
周文俊又问：“你们看过国子监编的实务课教材吗？”
学生们摇头：“看过。但张先生说，那教材太浅，不适合我们。他用自己的讲义。”
周文俊要了一份讲义，翻了一遍，心中了然。张教授的讲义，确实很深，深到连他自己都没讲清楚。
他没有声张，又去了另外几个州县，看了七八所学堂。有的教得好，有的教得差；有的学生喜欢，有的学生讨厌。但普遍的问题是：缺好老师，缺好教材，缺好方法。
回到大名府，他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张教授。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讲课的问题，并附上了一份国子监的教案，请他参考。
张教授收到信，起初很不高兴，觉得被人指手画脚。但仔细看了教案，又对照自己的讲义，慢慢明白了差距。
半个月后，周文俊收到张教授的回信：
“周大人钧鉴：来信收到。初时心中不快，细思之后，方知大人之言切中要害。学生教书二十载，自以为得法，实则误人子弟。今后当痛改前非，以实用为本，以学生为先。若有不明之处，还望大人不吝赐教。大名府学张继先顿首。”
周文俊看完信，笑了。
他把信递给李浩然：“你看，这就是希望。”
十一月初八，汴京，新政司衙署。
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三人再次坐在老槐树下。天气已经冷了，石桌上摆着热茶，几人围着一个小火炉取暖。
“我先说吧。”郑知文翻开本子，“京东路跑了三十五天，看了二十八个水利会。好的，像王家村那样，百姓自己管，账目透明，渠长公道，不用朝廷操心。坏的，像刘家庄那样，渠长被豪强把持，账目形同虚设，百姓敢怒不敢言。”
他合上本子：“我总结了三条：第一，水利会要想管好，不能光靠章程，得有人监督。第二，监督不能光靠官府，得让百姓参与。第三，百姓要能监督，得先让他们看得懂账目、懂得规矩。”
陈清照点点头：“跟我这边差不多。裕通和恒昌两家钱庄出事，都是因为监管不到位。裕通的问题是放贷太随意，恒昌的问题是做假账。这让我想到，监管不能只靠‘评级’这一道关口，得有后续的抽查、复查、倒查。”
她顿了顿：“还有，当铺、票号这些行当，也该纳入监管了。十年了，它们乱得很。”
周文俊道：“实务课这边也是。教得好不好，关键看老师。河北那边，有的老师自己都没搞懂，怎么教学生？我建议，以后实务课老师，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了才能上岗。还要定期‘回炉’，学新东西。”
三人说完，沉默片刻。
郑知文道：“所以，咱们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制度有了，执行跟不上；规矩定了，监督不到位。”
陈清照道：“解决办法呢？”
周文俊道：“得建立一个‘监督体系’。水利会、钱庄、学堂，都要有人盯着。盯的人，不能光靠朝廷，得让百姓参与。”
郑知文道：“怎么让百姓参与？得教他们怎么看账、怎么评人、怎么举报。”
陈清照道：“还得保护他们。举报了被报复，谁还敢？”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渐渐理清了思路。
夜深了，火炉里的炭烧得通红，映着三张认真的脸。
十一月十五，太后寝宫。
太后召三人进宫，说是想听听他们这些年的事。太后今年七十三了，精神还好，但走路需要人扶。她坐在暖阁的软榻上，身上盖着薄毯，面前摆着茶点。
“都坐，别行礼了。”太后摆摆手，“哀家老了，就想听听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说新鲜事。郑知文，你先说。”
郑知文便从京东路说起，说到王家村，说到李铁柱，说到那块石碑，说到账目公示。太后听得认真，不时点头。
“那个李铁柱，是个好人。”太后叹道，“他爹当年护渠，他如今管账。一家两代，都记着你的好。”
郑知文道：“太后娘娘，不是记着臣的好，是记着‘公道’二字。他们知道，只要公道在，日子就有盼头。”
太后点点头，又问陈清照。陈清照说了江宁的事，说了裕通和恒昌，说了那个被骗的老太太。
太后听到老太太的养老钱差点没了，皱起眉头：“这些钱庄，太不让人省心。你们监管司得好好管管。”
陈清照道：“臣正在想办法。以后要建立抽查制，每年随机查，不打招呼，让他们不敢作假。”
太后道：“好。就得这样。”
最后是周文俊。他讲了河北的见闻，讲了那个干巴巴讲课的张教授，讲了学生们的抱怨。
太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道：“那个张教授，后来改了没有？”
周文俊道：“改了。臣给他寄了一份教案，他照着改了。前几天来信说，学生们反映好多了。”
太后点点头，又叹道：“教书育人，不容易啊。严夫子当年，也走过弯路。但他最后走对了。”
三人沉默。
太后看着他们，忽然笑了：“你们三个，这些年不容易。哀家都看在眼里。好好干，有什么难处，随时来找哀家。哀家虽然老了，还能给你们撑撑腰。”
三人起身，谢过太后。
离开寝宫时，太后又叫住郑知文：“那个铜钱，你还带着吗？”
郑知文从腰间解下那枚铜钱，递给她看。太后接过去，看了很久，又还给他。
“好好收着。”她道，“这东西，比什么圣旨都管用。”
十一月三十，冬至。
又是一年家宴。今年的家宴比往年简单些，只在坤宁宫设了几桌，请的都是老熟人——郑知文、陈清照、周文俊、苏轼、高俅，还有太后的几个老姐妹。
太后坐在主位上，精神不错。太子坐在她身边，已经十岁了，手里还攥着那把锅铲——但如今那锅铲换了新的，是苏轼特意给他定做的，小一号，更适合孩子用。
“煦儿，”太后道，“听说你最近学会了做糖醋鱼？”
太子点点头，有些害羞：“会一点，做得不好。”
苏轼笑道：“殿下谦虚了。上次臣尝了，比御膳房做的还好吃。”
太子脸红了。
众人笑着，宴席开始。
酒过三巡，赵小川举杯：“诸位，这一杯，敬新政十年。十年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风雨飘摇到遍地花开。在座诸位，都是功臣。”
众人举杯，一饮而尽。
郑知文放下酒杯，忽然道：“官家，臣有一事想问。”
赵小川道：“说。”
郑知文道：“新政十年，臣跑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好的坏的，都有。但臣越来越觉得，新政最难的地方，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而是中间。开头有热情，结尾有成果，中间最磨人。”
赵小川看着他，认真道：“郑卿，你想说什么？”
郑知文道：“臣想说，新政还要走下去。但走下去，不是靠咱们几个人，得靠千千万万的人。得让每个县、每个村、每个钱庄、每个学堂，都知道新政该怎么做，为什么做，做了有什么好处。”
陈清照接话：“还得让他们有办法监督，有渠道反映，有地方说理。”
周文俊道：“还得让那些做对事的人，得到表扬；做错事的人，得到教训。”
赵小川点点头：“你们说的，朕都记下了。新政十年回头看，你们尽管放手去做。需要什么，朕给什么。”
太后忽然道：“哀家也有一句话。”
众人看向她。
太后道：“你们做的事，哀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哀家还想说一句——别太累。改革是要紧，但日子也得过。该歇歇，该吃吃，该乐乐。像哀家这样，跳跳舞，乐乐呵呵，多好。”
众人笑了。
苏轼举起酒杯：“太后娘娘说得对！该乐乐！来，诸位，干杯！”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冬至过后，第一场雪落了下来。
郑知文独自坐在新政司衙署的小院里，看着雪花飘落。院中那棵老槐树，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丫上落满了雪，像披了一层白纱。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铜钱，在掌心滚了滚。铜钱冰凉的，但握着久了，就暖了。
十年了。从秦州到京东，从青州到汴京，这枚铜钱一直陪着他。每次遇到难处，他就摸一摸，心里就踏实了。
院门外传来脚步声。陈清照和周文俊推门进来，身上落满了雪。
“郑兄，就知道你在这儿。”陈清照笑道，“这么大的雪，也不怕冷。”
郑知文招呼他们进屋，生了火，泡了茶。三人围着火炉坐下，看着窗外雪越下越大。
“今天怎么有空来？”郑知文问。
周文俊道：“明天浩然他们要走了。”
郑知文一愣：“去哪？”
“去各地。第一批实务课推广的种子，一共十二个人，分赴京东、河北、江南、蜀中，去帮当地官学办实务课。”周文俊道，“今晚给他们践行，明天一早就出发。”
陈清照道：“监管司也派了八个人，去各路分司轮换。三年一轮，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郑知文道：“水利会这边，王恕也要去京东。他说想学我当年那样，一个一个村子跑，把好经验带回来，坏问题记下来。”
三人沉默片刻。
陈清照轻声道：“咱们当年，也是这么开始的吧？”
郑知文点点头：“是啊。当年我一个人去秦州，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一路摸爬滚打，差点把命丢了。”
周文俊道：“我也是。第一次站在国子监讲台上，紧张得手心冒汗。
陈清照笑了：“我第一次在苏州开钱庄，被人笑话了半年。说女子开钱庄，活不长。后来，我活下来了，还活得挺好。”
三人相视而笑。
笑声中，窗外雪越下越大。
郑知文望着窗外，忽然道：“你们说，十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周文俊想了想：“浩然可能会当府学教授，或者像严夫子那样，写一本书，教一辈子书。”
陈清照道：“阿宁可能会当上监管司的主事，或者像我一样，开个分司，管一方钱庄。”
郑知文道：“王恕可能会像我一样，到处跑，到处看，把好经验带回来，把坏问题记下来。也许会写一本书，叫《京东水利会考察记》什么的。”
三人又笑了。
陈清照道：“那咱们呢？十年后，咱们会是什么样子？”
郑知文想了想：“我大概还在写书。水利会细则写完了，写地方官实务手册；地方官实务手册写完了，写新政十年回头看。写不完的。”
周文俊道：“我大概还在国子监。教学生，带徒弟，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实务课办得怎么样。”
陈清照道：“我大概还在监管司。管钱庄，管当铺，管票号，管得越多，事越多。可能一辈子都管不完。”
三人沉默片刻，又笑了。
“那就管一辈子。”郑知文道。
“教一辈子。”周文俊道。
“查一辈子。”陈清照道。
窗外，雪还在下。屋里，火炉烧得正旺。
十二月初八，腊八节。
汴京南熏门外，十二个年轻人整装待发。他们是实务课的第一批“推广使者”，将分赴各路，把实务课的种子撒向大江南北。
李浩然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十一个师弟师妹。他们穿着新制的官服——虽然只是从九品的小官，但每个人都挺直了腰板，脸上带着兴奋和紧张。
周文俊站在他们面前，手里端着一碗腊八粥。
“喝了吧。”他道，“喝了这碗粥，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实务课的种子了。种下去，要生根发芽，要开花结果。”
李浩然接过碗，喝了一口，递给下一个。十二个人，一人一口，喝完了那碗粥。
周文俊看着他们，眼眶微红。
“去吧。”他道，“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有什么事，写信回来。”
十二个人齐齐跪下，向周文俊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翻身上马。
马蹄声碎，十二骑渐行渐远，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晨雾里。
周文俊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同一时刻，监管司的八个人也从另一座城门出发，奔赴各路分司。陈清照站在城楼上，看着他们的背影，久久不语。
同一时刻，王恕带着两个随从，也从汴京出发，再赴京东。郑知文站在新政司衙署门口，目送他远去，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
三路人马，三个方向，各自启程。
但他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总会回来。
因为这里是汴京，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的归处。
雪后初晴，阳光洒在汴京的城楼上，洒在御街的积雪上，洒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
又是一个寻常的日子。
但在这寻常里，有新的种子正在启程，有新的希望在生长。
郑知文回到新政司衙署，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掏出那枚铜钱，看了很久。
他把铜钱贴在额头上，轻声说：
“章相，新的开始了。”
风吹过，槐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发间。
他没有动，只是静静地坐着。
远处传来钟声，一下，两下，三下。
新的一天，开始了。
元佑九年二月十五，青州府学。
李浩然站在空荡荡的讲堂里，面前只有七个学生。三天前，他来青州府学报到时，被告知要接替一位告老还乡的老教授，负责实务课教学。他满心期待，以为能大展拳脚。
可三天过去了，来听课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第一天三十人，第二天十五人，第三天——只剩七个。
“李助教，”一个学生怯生生举手，“不是我们不想学，是……是家里不让。”
李浩然问：“为什么不让？”
学生低着头：“家里人说，学这个没用。考科举又不考，学了也白学。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多读几遍经义。”
另一个学生道：“我爹说，实务课是‘杂学’，学多了耽误正业。以后考官问经义，答不上来，谁管你会不会查账？”
李浩然沉默了。
他想起周文俊临行前的话：“你去了青州，会遇到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不是学生不学，是家长不信。他们信了几百年的‘唯有读书高’，你让他们突然改，难。”
他深吸一口气，对那七个学生道：“明天，你们还来吗？”
七个学生对视一眼，犹豫地点点头。
李浩然笑了：“好。明天开始，咱们不讲大课，只讲小课。就你们七个，我保证，一个月后，让你们学到真本事。”
当天晚上，他给周文俊写了一封信：
“先生，青州遇阻，学生不多，但剩下的都是真心想学的。学生打算改变策略，先带好这七个，让他们成为种子，慢慢影响更多人。学生不怕慢，只怕停。请先生放心。”
信寄出去后，他一个人坐在驿馆里，望着窗外的月色，想起当年在国子监第一次听周文俊讲课的情景。
那时候，台下也是稀稀拉拉坐着几十个人。有人打瞌睡，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干脆中途溜走。但周文俊不急不躁，一节课一节课讲下去，慢慢地，人越来越多。
他站起身，对自己说：“不怕慢，只怕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