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诸葛瑾(1 / 2)

三国诸葛瑾生平:温润守道的东吴柱石

诸葛瑾(公元174年—公元241年),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西汉光禄大夫诸葛丰之后,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兄,三国时期东吴重臣。

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历经中原板荡、江东立业、三国鼎峙等重大历史阶段,以沉稳谦和的品性、圆融通达的智慧、始终不渝的忠诚,在东吴政坛屹立四十余年,从幕僚逐步升至大将军,成为贯穿孙权统治时期的核心重臣。

《三国志》称其“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裴松之注赞其“德行纯笃”,他的一生,既是乱世中贤臣择主而事、守道不移的典范,也是诸葛氏“一门三方为冠盖”传奇的重要篇章。

一、琅琊世族 乱世南迁

东汉熹平三年(公元174年),诸葛瑾出生于琅邪阳都的儒学世家。诸葛氏作为当地望族,世代以经学传家,家风严谨醇厚。其父诸葛珪曾任兖州泰山郡丞,品行端方,学识渊博,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叔父诸葛玄更是官至散骑常侍、尚书郎,是当时声名远扬的名士。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诸葛瑾自幼博览《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典籍,兼修文武之道,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基,更养成了沉稳内敛、明辨是非的品性。史载其少年时期便“博学多才,善于观察人情世故”,与弟弟诸葛亮一同在家中研习学问,兄弟二人虽性情各异,却都展现出过人的才智。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黄巾起义席卷天下,随后董卓入京,诸侯割据,中原陷入连绵战乱。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诸葛瑾的生母章氏去世,他在家守丧期间,亲历了家乡的动荡不安。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攻打徐州,战火蔓延至琅邪一带,“父丧未葬,弟妹孤弱”,诸葛瑾为躲避战乱,不得不携家带口离开故土,踏上东渡江东之路。

这段流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乱世百姓的疾苦,也磨练了他坚韧沉稳的意志,更让他对安定秩序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诸葛瑾抵达江东后,起初并未立即显露锋芒,而是“躬耕于野,静观时变”。当时江东正值孙策经营时期,豪杰云集,人才荟萃,但诸葛瑾并未急于求仕,而是潜心治学,结交贤达,逐渐在当地积累了良好的声誉。

机遇往往垂青有准备之人,孙策去世后,孙权继领江东,年仅十九岁的他亟需招揽人才稳固基业。孙权的姐夫、曲阿人弘咨偶然结识诸葛瑾,“见而异之”,深为其学识与气度所折服,当即向孙权举荐:“诸葛子瑜,英才伟器,可与共图大事。”。

孙权素来重视人才,听闻后立即召见诸葛瑾,二人谈论时政、纵论天下,诸葛瑾的见解沉稳深刻,既不夸夸其谈,又能切中要害,深得孙权赏识。

于是,诸葛瑾与鲁肃等人一同被孙权“宾待之”,正式踏入东吴政坛,开启了他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这一年,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二、宦海初兴 渐获亲信

诸葛瑾初入孙权幕府时,被任命为长史,掌管文书机要,这一职位虽不居高位,却能直接参与政务核心。他深知自己作为北方流亡士人,在江东根基未稳,因此行事极为谨慎,“恪勤职守,未尝有过”。

当时孙权身边人才济济,既有周瑜、程普等跟随孙策创业的宿将,也有张昭等江东本土名士,诸葛瑾既不攀附权贵,也不刻意彰显自己,而是以“温润谦和”的态度与人相处,逐渐赢得了同僚的尊重。

他与步骘、严畯等人交往密切,三人一同游历吴中各地,探讨经史、评议时政,被时人并称为“当世英杰俊才”。

在辅佐孙权的过程中,诸葛瑾展现出独特的“谏言之术”,这成为他获得孙权长期信任的关键。

孙权性情刚愎,尤其在年轻时期,往往意气用事,许多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触怒龙颜,唯有诸葛瑾“进谏而不触怒,正直而不执拗”。

他劝谏时从不“切愕”直言,而是“微见风彩,粗陈指归”,若所言不合孙权之意,便“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通过迂回委婉的方式引导孙权自行领悟,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吴郡太守朱治是孙权的举荐之人,对孙权有知遇之恩,但孙权后来因某事对朱治心怀不满,却碍于情面不便直接诘责,心中积怨难消。

诸葛瑾察觉后,并未直接劝解,而是请求以个人名义私下询问,随后在孙权面前写下一封信,信中泛论事理人情,暗合孙权的心思,委婉阐释“君臣相得之不易,既往之恩不可忘”的道理。

孙权读完信后,豁然开朗,笑着说:“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耶?”积压的怨气一扫而空。

另一件事更能体现诸葛瑾的劝谏智慧。校尉殷模因罪获咎,孙权震怒,欲加重罚,群臣纷纷上前求情,不料孙权怒益甚。此时唯有诸葛瑾默然不语,孙权疑惑地问:“子瑜何独不言?”

诸葛瑾起身避席,伏地请罪道:“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孙权知遇之恩的感激,又委婉点出殷模流亡归吴的不易,孙权听后“怆然”动容,当即说道:“特为君赦之。”。

这种“柔而不屈”的处世之道,让诸葛瑾在东吴政坛站稳了脚跟。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诸葛瑾升任中司马,这一职位使其得以参与军事决策。

当时吕蒙正密谋袭取荆州,诸葛瑾作为核心幕僚之一,参与了此次计划的制定。他虽不擅长疆场厮杀,却在战略谋划与后勤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荆州平定后,诸葛瑾因功被封为宣城侯,随后以绥南将军的身份接替吕蒙兼任南郡太守,驻守公安(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公安作为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西拒蜀汉,北抗曹魏,诸葛瑾在此地“抚缉军民,整饬防务”,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为东吴巩固荆州防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外交斡旋 坚守底线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诸葛瑾因其特殊的身份,多次承担起外交使命,成为东吴重要的“外交使者”。他的外交活动始终坚守“维护东吴利益”的核心原则,同时兼顾兄弟情谊与两国邦交,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与原则性。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与刘备因荆州归属问题产生争端,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孙权任命诸葛瑾为使者,出使蜀汉商议荆州分界事宜。

此时诸葛亮已担任蜀汉丞相,兄弟二人自战乱分离后首次重逢,却面临着“各为其主”的尴尬局面。诸葛瑾深知此次出使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与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在公开场合就荆州分界问题展开谈判,私下里绝不谈论政事,既恪守了君臣之分,又维护了兄弟之情。

谈判过程中,诸葛瑾秉持“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原则,反复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东吴,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归蜀汉,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的战争危机,史称“湘水划界”。

此次外交成果,既体现了诸葛瑾的谈判技巧,也彰显了他“以大局为重”的政治远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蜀吴联盟彻底破裂。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亲率大军东征伐吴,夷陵之战爆发。

此时孙权有意求和,再次派遣诸葛瑾出使蜀汉,致信刘备劝谏道:“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