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暨艳案，将其卷入其中，使其命运急转直下。这场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是孙权对江东士族势力的一次刻意打压，而张温作为士族代表，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暨艳字子休，同为吴郡人，由张温引荐入朝，历任选曹郎、尚书。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目睹当时郎署官员“混浊淆杂，多非其人”的现状，立志整顿吏治，“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
他在任期间，对朝廷百官进行严格考核，“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绝大多数官员被降职使用，“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而那些“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则被贬为军吏，安置于营府之中。
暨艳的改革举措本意是澄清吏治，但其手段过于激进，触及了大量官员的既得利益，很快引发了强烈反弹，“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譛行矣”，官员们纷纷上书控告暨艳“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理”。最终，暨艳与同党徐彪在巨大的压力下自杀身亡，这场整顿吏治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暨艳案的爆发，给了早已对张温心存猜忌的孙权以可乘之机。孙权对张温的不满，并非始于暨艳案，而是由来已久。首先，张温出使蜀汉时“盛称蜀政之美”，让孙权“阴衔”不已，怀疑其有异心；
其次，张温“声名大盛，众庶炫惑”，其声望甚至超过了部分宗室与元老，让孙权“恐终不为己用”；
再者，张温作为吴郡张氏的代表，其快速崛起与士族势力的扩张，与孙权制衡士族的战略意图相冲突。暨艳由张温引荐，且二人“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这便成为孙权治罪张温的直接借口。
孙权下令将张温囚禁于有关部门，随后颁布诏书，罗列出张温的多项罪状：
其一，与暨艳“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指控张温是暨艳改革的幕后主使；
其二，奉命督率三郡兵马时，“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涉嫌违抗军令；
其三，引荐殷礼出使蜀汉，“扇扬异国，为之谭论”，违背了“无境外之交”的原则；其四，“专衒贾国恩，为己形势”，向贾原、蒋康许诺举荐官职，涉嫌结党营私。诏书的最后，孙权给出了处理结果：“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部，以给厮吏”，虽未将其处死，却将这位昔日的重臣贬为庶人，遣返老家从事低贱的差役，极尽羞辱之意。
孙权对张温的指控，看似条条有据，实则多为牵强附会。关于与暨艳的关系，骆统在辩白中指出，国家既不排斥暨艳担任要职，张温与他结交自然无可厚非，且“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不能因此认定张温参与谋反；关于督率兵马之事，骆统考证张温所送士兵的数量、素质均不逊于他人，且“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所谓“被命不至”实为不实之词；
关于引荐殷礼出使蜀汉，骆统认为“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符合古代外交惯例，并非私通异国；关于许诺举荐官职，骆统指出张温对不称职的官员向来“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不可能为了结党而举荐庸才。
骆统的辩白“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句句切中要害，不仅为张温洗清了冤屈，更揭示了孙权治罪张温的真实意图。但孙权“终不纳”，坚持对张温的处分，其根本原因在于张温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的绝对权威，而暨艳案只是一个绝佳的借口。
这场政治风波的本质，是东吴政权内部皇权与士族势力的一次激烈碰撞，张温作为士族才俊的代表，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四、罢黜后的沉沦与历史评价的争议
被罢黜后，张温回到吴郡老家，从云端跌落谷底，昔日的高官显贵沦为“给厮吏”的贱役，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史料中并未详细记载张温罢黜后的生活境遇，但从“后六年，温病卒”的简短记载中，不难想见其晚年的抑郁与凄凉。这位曾经“卓跞冠群，炜晔曜世”的才俊，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只能在屈辱与失意中度过余生，最终在四十岁左右便郁郁而终，令人扼腕叹息。
张温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东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关系的一个缩影。孙权统治前期，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依靠江东士族的支持，对顾雍、陆逊、张温等士族代表予以重用；但到了统治中后期，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孙权开始对日益壮大的士族势力进行打压，除张温外，陆逊、顾谭等士族领袖也先后遭到猜忌与迫害，“吴郡四姓”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
这种对士族的打压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强化了皇权，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东吴后期人才凋零，国力衰退，成为东吴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孙权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江东将帅人才不继”的困境让他时常想起张温，但此时悔之晚矣，这位被他亲手摧毁的才俊，再也无法为东吴效力。
张温的一生，引发了后世史家的广泛争议，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既肯定了张温的才学，又认为其缺乏政治防备之心，才导致了自身的悲剧，这种评价较为客观，但也带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庄周“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的观点，认为张温“能无败乎”的根本原因在于“名浮于德”，过于张扬而不知收敛，这种观点将张温的悲剧归咎于其个人性格，忽视了时代背景与权力斗争的影响。
南宋学者叶适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温“文识功用，虽无传于后，观顾雍、张昭、诸葛亮等所推与，可谓‘颜出孔门，参、赐同誉’”，其才能与声望得到了同时代贤达的认可，而孙权之所以治罪张温，只是因为“自度已不足以用，又从而倾之尔”，将张温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孙权的猜忌与刻薄，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皇权对人才的摧残，具有较强的批判性。
诸葛亮对张温的评价是“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这句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张温出身士族，深受儒家清议文化的影响，秉持“善恶异流”的价值观，既促成了他引荐暨艳整顿吏治的举动，也让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缺乏变通，最终遭到排挤。
在乱世之中，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往往难以立足，张温的“清浊太明”与孙权的“权谋至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内在原因之一。
除了个人层面的评价，张温的一生还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时代问题。东汉末年以来，士族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定。张温的崛起，是士族势力在东吴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其罢黜，则是皇权对士族势力的强力遏制。这种博弈在三国时期普遍存在，但在东吴表现得尤为激烈。张温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哀——当一个政权无法容纳真正的人才，当权力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其衰落便已不可避免。
五、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张温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东吴的杰出外交家，他出使蜀汉促成同盟，为蜀吴联合抗魏奠定了基础，其外交智慧与才能在当时备受赞誉，成为三国时期外交史上的典范。作为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起伏反映了东吴政权与本土士族的复杂关系，为研究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士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从文学与文化角度来看，张温的才学与事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国志》《江表传》等史料对其生平的记载，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三国演义》中对张温出使蜀汉与秦宓辩难的演绎，虽有艺术加工成分，但也让张温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此外，由张温案衍生出的“无所不为”一词，成为汉语中的常用成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温事迹的深远影响。
张温的悲剧命运，也为后世人才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仅有出众的才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与变通能力，懂得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规避风险。同时，张温的遭遇也揭示了“功高震主”“名过其实”的危险，警示后人在成就面前要保持谦逊，避免因锋芒毕露而招致祸患。但更为重要的是，张温的故事控诉了专制皇权对人才的摧残，彰显了坚守理想与品德的可贵，这种精神跨越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回顾张温的一生，他出身望族却不恃宠而骄，才华横溢却不忘初心，出使蜀汉展现了外交担当，引荐暨艳彰显了改革抱负，即便遭受不白之冤，也未曾改变其操守。虽然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郁郁而终，但他的才学、品德与功绩，依然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敬仰。正如叶适所言，孙权对张温的迫害“于温何损”，历史最终会给予人才公正的评价。
在三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张温或许只是一颗短暂闪耀的流星，但他的荣衰沉浮，却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复杂。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的悲剧，更是一部关于人才、权力与时代的悲歌，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