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见状大怒，认为虞翻是故意羞辱自己，当即拔出佩剑就要将其斩杀。在座群臣皆惊慌失措，唯有大司农刘基挺身而出，抱住孙权劝谏道：“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孙权怒气冲冲地说：“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刘基反驳道：“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
刘基的劝谏最终使孙权冷静下来，虞翻得以幸免于难。事后，孙权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的严重性，下令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但此次事件之后，孙权对虞翻的不满已彻底爆发，只是碍于其名望与功绩，未立即加以惩处。
此后，虞翻依然我行我素，多次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与孙权及部分大臣产生冲突，最终在嘉禾元年（232年）被孙权以“谤毁国政”为由，流放到偏远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一带）。
关于虞翻流放的原因，史书记载略有差异，一说因“多次不看脸色的直白进谏”令孙权不满，又因“爱打小报告而与一些官员不睦，多次被毁谤”；一说因“酒后有过失”，加之与群臣不和。
综合史料来看，虞翻被流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刚直不阿的品性与孙权加强君主专制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孙权统事初期，为巩固政权，尚能容忍江东大族出身的大臣直言进谏；但随着政权日渐稳固，尤其是在称帝之后，孙权对大臣的控制欲逐渐增强，不再容忍虞翻这样“犯颜直谏”的臣子。
此外，虞翻作为会稽虞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在江东的影响力也令孙权心存忌惮，流放虞翻某种程度上也是孙权打压江东大族的手段之一。
虞翻抵达交州后，并未因流放而消沉，反而将精力投入到讲学与着述之中。交州地处岭南，文化相对落后，虞翻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
他“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从学者不仅有当地士人，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
在讲学之余，虞翻潜心着述，先后为《老子》《论语》《国语》等典籍作注，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他在交州所着的《论语注》十卷、《国语注》二十一卷等着作，后来均被列入正史经籍志，成为后世研究这些典籍的重要参考。
即便身处流放之地，虞翻依然心系东吴国事。嘉禾元年（232年），孙权派遣周贺等人前往辽东求马，虞翻虽远在交州，却深知此事不妥，多次试图劝谏。
他先是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代为传话，遭吕岱拒绝后，又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向孙权进言，却因有人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反而遭到进一步中伤，被流放到更为偏远的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一带）。
即便如此，虞翻依然没有放弃，他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
“吾以忠直事主，不避祸患，虽被流放，然心忧国事，未尝一日忘怀。”这份忧国忧民之心，即便在流放之中也未曾改变。
周贺等人的船队在辽东遭遇惨败后，孙权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虞翻当初的劝谏是正确的，心中颇为后悔。
他想起虞翻的忠诚与才干，于是下令：“昔虞翻为王朗尽节，义不背主，忠直可嘉。今闻其在交州，困于瘴疠，朕甚怜之。其遣使者至交州，若翻尚在，即护送还建业；若已卒，送还会稽，令其子仕官。”
然而，当使者抵达交州时，虞翻已经病逝，享年七十岁。这位为东吴鞠躬尽瘁的忠臣，最终未能等到朝廷的召还诏书，长眠于岭南之地。
经学传承：虞氏易学与学术影响
虞翻一生最为卓着的成就，并非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功绩，而是其在经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尤其是在《周易》研究方面创立的虞氏易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虞翻的易学传承具有鲜明的家学特色，其家族自高祖虞光起便致力于京氏易学的研究，“光治《京氏易》，至翻五世，传其业”。京氏易学由西汉京房所创，以阴阳灾异、卦变说为主要特色，注重将易学与历法、天文相结合。
虞翻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合了孟喜的卦气说、荀爽的升降说等诸多易学流派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虞氏易学。
虞氏易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卦变说”与“纳甲说”。虞翻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特定的卦变方式相互转化而来，他在《易注》中详细阐述了“乾卦变坤卦”“泰卦变否卦”等诸多卦变规律，将六十四卦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纳甲说”则将天干、地支与八卦相结合，通过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来解释卦象的吉凶祸福，进一步丰富了易学的占卜体系。
虞翻的这些理论，不仅对当时的易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易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虞翻的易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他不仅潜心着述，还将易学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辅助决策。在荆州之战中，他通过占卜准确预测了关羽的生死；在日常政务中，他也常常通过易学来分析时局、提出建议。
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虞氏易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也使其在当时获得了广泛认可。孔融在给虞翻的回信中称其易学“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正是对其易学实践特色的高度评价。
虞翻的经学着作虽然大多在后世散佚，但通过历代学者的辑佚与研究，其核心思想得以传承下来。
唐代李鼎祚所着的《周易集解》中，收录了虞翻《易注》的大量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成为保存虞氏易学最主要的文献。宋代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虞氏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朱熹、程颐等理学家在研究《周易》时，均对虞翻的易学思想有所借鉴。
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后，学者们注重对汉儒经学的考证与阐发，虞氏易学成为研究热点，惠栋所着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所着的《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等着作，对虞氏易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阐释，使虞氏易学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除了《周易》研究之外，虞翻在其他经学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所着的《论语注》，对《论语》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其注释注重训诂与义理相结合，被后世学者誉为“汉儒论语注之佳作”。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曾存有虞翻注《论语》十卷，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多次引用其注释，足见其在《论语》研究领域的地位。
此外，虞翻对《老子》《国语》《太玄经》等典籍的注释，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虞翻的学术影响不仅体现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还对东吴乃至南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交州讲学期间，培养了数百名弟子，这些弟子后来大多成为岭南地区的文化骨干，促进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其子孙也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其子虞汜、虞忠、虞耸、虞昺等均以经学闻名，其中虞昺在西晋时任廷尉尚书，曾为《周易》作注，进一步传承了虞氏易学的学术脉络。
历史评价：忠直之臣与时代悲剧
虞翻的一生，是才华与品性交织、荣耀与坎坷并存的一生。作为臣子，他忠诚不二、智略卓绝，为东吴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学者，他潜心治学、着作等身，创立的虞氏易学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为士人，他刚直不阿、坚守道义，始终保持着儒家士人的风骨。
然而，这样一位集忠、智、学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落得流放岭南、客死他乡的结局，其悲剧命运令人唏嘘。
后世对虞翻的评价，多集中于其忠直品性与学术成就。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道：“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这句评价既肯定了虞翻“狂直”的品性，也指出了其悲剧命运的根源——孙权的不能容人。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虞翻别传》中的记载，称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对其在流放期间依然坚守学术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唐代史学家许嵩在《建康实录》中评价虞翻：“翻博通经籍，尤精《周易》，性刚直，数犯颜谏争，不为权幸所容。”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虞翻的忠直与智略予以肯定，详细记载了他在荆州之战中劝谏吕蒙、占卜关羽生死等事迹，认为其“有良史之才”。这些评价都充分肯定了虞翻的才华与品性，同时也对其悲剧命运表示同情。
虞翻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君主需要的往往是能够迎合自己意愿、懂得变通的臣子，而虞翻刚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品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
孙权虽然在创业初期能够容忍虞翻的直言，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其专制本性逐渐暴露，不再愿意接受臣子的批评与劝谏，最终将虞翻流放。
此外，虞翻作为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在江东的影响力也令孙权心存忌惮，流放虞翻某种程度上也是孙权打压江东大族、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刚直不阿的品性，使得虞翻成为后世士人敬仰的典范。他始终坚守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信条，即便面对君主的权威也毫不退让；即便身处流放之地，也依然心系国事，坚守学术操守。这种精神境界，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
虞翻的学术成就，尤其是虞氏易学，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虞翻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在《易注》中所阐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潜心治学、辅佐君主，以厚德载物的胸怀坚守道义、忧国忧民。
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客死他乡，但他的忠直品性与学术成就，却永远载入了史册，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千百年后，当我们重读虞翻的生平，依然能从这位乱世孤臣的身上，感受到儒家士人的风骨与担当，体会到学术传承的力量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