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关羽在襄樊前线被徐晃击败，率军南撤，得知江陵失守后，军心彻底涣散，最终在临沮被东吴将领潘璋、马忠擒杀。一代名将就此陨落，蜀汉失去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规划彻底破产，三国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糜芳的投降，不仅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也让他自己背负了千古骂名。但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其投降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意愿的背叛，而是多重压力下的绝境抉择：关羽的死亡威胁是直接诱因，士仁的投降是重要推力，东吴的军事压力是客观条件，而自身军事才能的不足则使其缺乏坚守的底气。
正如史学家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所言：“糜芳、士仁之叛，并非偶然，而是刘备集团内部矛盾与荆州局势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并非为糜芳的投降行为辩解，而是说明在乱世之中，个体的抉择往往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以“忠臣”或“叛徒”的二元标准来评判。
四、吴境余生：屈辱中的苟活与历史的沉寂
糜芳投降东吴后，并未得到他预想中的荣华富贵，反而陷入了无尽的屈辱与尴尬之中。孙权虽然表面上任命他为将军，给予了一定的官职，但东吴上下对这位“背主求荣”的降将始终充满鄙夷与轻视，其中以虞翻为代表的儒臣更是对他百般羞辱。
《三国志·虞翻传》记载了两起典型的事件。一次是糜芳乘船出行，与虞翻的船相遇，糜芳的随从仗着人多势众，大喊：“避将军船！”虞翻听到后，厉声斥责道：“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这番话字字诛心，直指糜芳投降的污点，糜芳“闻之，惭而避之”，不敢与虞翻争执。另一次是虞翻乘车经过糜芳的军营，营门守卫关闭大门，不让虞翻通过，虞翻当场愤怒地说道：
“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这句话表面上是指责守卫，实则是嘲讽糜芳当年不该打开江陵城门投降，如今却关闭营门故作姿态。糜芳得知后，“有惭色”，却只能忍气吞声。
这些公开的羞辱，反映了东吴士大夫阶层对糜芳投降行为的道德批判。在儒家忠义思想盛行的东汉末年，“背主求荣”被视为不可饶恕的重罪，糜芳即便投靠了东吴，也永远无法摆脱“叛徒”的标签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远比物质上的匮乏更为痛苦。此外，糜芳的投降还间接导致了兄长糜竺的死亡。《三国志·糜竺传》记载：“芳为南郡太守，叛迎孙权，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惭恚发病，岁余卒。”
糜竺作为蜀汉的开国元勋，一生忠诚于刘备，却因弟弟的背叛而颜面尽失，虽得到刘备的谅解，但最终还是因羞愧与愤懑一病不起，一年后便去世了。兄长的死，成为糜芳心中永远的痛，也让他在东吴的处境更加孤立无援。
尽管备受羞辱，但糜芳在东吴并未完全无所作为。黄武二年（223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得以暂时摆脱尴尬处境的事情：东吴戏口守将晋宗背叛孙权，投奔曹魏，被任命为蕲春郡太守。
晋宗在曹魏的支持下，多次率军侵扰东吴边境，“数犯边境”，孙权对此十分恼怒，决定派兵讨伐。同年六月，孙权下诏任命贺齐为统帅，率领糜芳、刘邵、鲜于丹等将领“袭蕲春，生虏宗”。这是史料中记载的糜芳在东吴唯一的军事行动，他跟随贺齐出征，成功生擒晋宗，为东吴平定了边境之乱。
此次出征，对糜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通过战功证明了自己并非毫无用处，暂时赢得了孙权的些许认可；
另一方面，讨伐叛将晋宗的行为，似乎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以讨伐叛徒的方式，试图洗刷自己身上的叛徒污点。但遗憾的是，这次战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在东吴的地位与声誉，他依然是那个被众人鄙夷的降将。蕲春之战后，史书便再也没有了关于糜芳的任何记载，其卒年、卒地均无从考证。
关于糜芳的最终结局，后世有诸多猜测：有人认为他在蕲春之战后不久便病逝了，也有人认为他被孙权闲置，最终在默默无闻中终老，还有人认为他因不堪忍受羞辱而自杀身亡。
但无论哪种结局，都注定是悲剧性的。糜芳的一生，始于东海望族的富贵荣华，历经颠沛流离的创业岁月，达到封疆大吏的人生巅峰，却因一次绝境中的抉择而跌入谷底，最终在屈辱与沉寂中结束了一生。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与能力的局限所致，也是乱世之中个体命运无法自主的必然结果。
五、历史评价：忠奸之外的多维审视
千百年来，糜芳一直被视为三国时期“背主求荣”的典型，受到后世的唾骂与批判。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未对他直接评价，但将其附于《糜竺传》之后，且点明其“叛迎孙权”的行为，已然表明了否定的态度。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更是引用诸多史料，详细记载了他投降的经过与在东吴遭受的羞辱，强化了其“叛徒”的形象。宋元以来，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糜芳的形象被进一步脸谱化，成为世人眼中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反面教材。
但如果跳出道德评判的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糜芳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其中更为复杂的层面。
首先，糜芳并非天生的叛徒，他早年对刘备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在刘备最落魄的时期，他放弃曹操提供的高官厚禄，追随刘备颠沛流离十余年，这份坚持与付出，绝非“贪生怕死”四字所能概括。
其次，糜芳的投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羽的逼迫、士仁的投降、东吴的军事压力以及自身的处境困境，都使其陷入了“不降即死”的绝境。在生死抉择面前，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舍生取义，糜芳的选择虽然有悖于忠义之道，却也符合人性的本能。
再者，糜芳的悲剧也是刘备集团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刘备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关羽、张飞为代表的元老武将集团，以诸葛亮、法正为代表的荆益士族集团，以及以糜竺、糜芳为代表的东海勋贵集团。
这些集团之间存在着权力与利益的博弈，而刘备未能及时调和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缺乏约束，对糜芳、士仁等将领的处境缺乏关怀，最终导致了荆州的失守。从这个意义上说，糜芳的投降也是刘备集团内部管理失当的必然结果。
此外，放在三国乱世的大背景下，降将并非罕见现象。曹操麾下的张辽、张合、徐晃等名将，均是从其他阵营投降而来，却因其战功而名垂青史；
孙权麾下的甘宁、潘璋等将领，也有过改换门庭的经历，并未受到过多指责。为何糜芳的投降却遭到如此严厉的批判？这与他投降的后果密切相关——他的投降导致关羽被杀、荆州失守，使得蜀汉的国运由盛转衰，这一后果太过严重，自然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
同时，糜芳作为刘备集团的元老勋贵，其投降行为对蜀汉的忠诚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也让他成为了道德批判的焦点。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糜芳的一生，既有忠诚坚守的一面，也有背主求荣的污点；既有乱世浮沉的无奈，也有个人抉择的责任。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归为“忠臣”或“叛徒”，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客观审视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乱世之中个体命运与历史大势的互动关系。糜芳的悲剧警示我们：
忠诚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合理的制度环境与人际氛围中得以维系；而个体在面对抉择时，既要坚守道德底线，也要具备审时度势的智慧，否则便可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身败名裂，留下千古遗憾。
糜芳的一生，是三国乱世的一个缩影。他的崛起、巅峰、抉择与落幕，不仅展现了个体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无奈，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道德观念与历史大势。
千百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忠奸的评判，而应从糜芳的人生轨迹中汲取教训，思考忠诚与生存、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关系，这或许才是解读糜芳生平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