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尽显丁原的谨慎，他既想参与中央权力斗争，又不愿放弃并州的根基，为自己留好了后路。
然而，世事难料，何进的诛宦计划尚未实施，便已泄露。中平六年八月，何进被宦官诱入宫中，惨遭杀害，洛阳城陷入混乱。
宦官张让等人劫持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出逃，袁绍、袁术等何进旧部则率军入宫，诛杀宦官，洛阳城血流成河，中央政权陷入真空。
就在此时，董卓率凉州军三千人，星夜兼程，进入洛阳，抢先一步找到被劫持的少帝与陈留王，掌控了洛阳的主动权。
董卓入京后，深知自己兵力不足，欲拉拢各方势力，扩充实力。丁原作为并州军集团的领袖，手握三千精锐骑兵，又驻军孟津，对洛阳形成威逼之势，成为董卓重点拉拢的对象。
为了安抚丁原，董卓以朝廷的名义，表奏丁原为执金吾。执金吾为东汉京城高级武官，秩中二千石，掌京城南军部分卫戍，负责京城治安，与卫尉、光禄勋并称“三卿”，是京城军政体系中的重要职位。丁原接受了这一任命，前往洛阳就任执金吾，正式进入东汉中央政治核心。
但丁原并未轻易归附董卓，他虽就任执金吾，却始终拒不交出并州军的指挥权，仍让吕布统领驻军孟津的三千并州军，形成了“丁原在京任职，吕布在外掌军”的制衡格局。
他暗中与袁绍等士族联络，明确反对董卓专权，成为洛阳城中唯一能与董卓的凉州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此时的丁原，身居执金吾之位，手握并州军精锐，又与袁绍等士族集团结盟，成为董卓掌控洛阳朝政的最大障碍。
挺身抗董：拒废立，触逆鳞，成乱世抗董第一人
董卓掌控洛阳后，野心日益膨胀，不再满足于仅仅掌控朝政，而是欲行废立之事，废黜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掌控东汉政权。
中平六年九月，董卓召集文武百官，在朝堂之上，提出废少帝、立陈留王的主张，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皆惧董卓的淫威，噤若寒蝉，无人敢言反对，唯有丁原，挺身而出，当庭驳斥，成为汉末乱世中第一个公开反对董卓废立的将领。
史载，丁原在朝堂之上直言：“少帝乃先帝嫡子，无过而废，恐天下不服！”其言辞铿锵，态度坚决，让董卓恼羞成怒。董卓本欲按剑斩杀丁原，却见丁原身后，吕布率百名并州骑兵持刀而立，怒目而视，董卓忌惮并州军的战力，更忌惮吕布的勇武，只得暂时隐忍，放弃了当场诛杀丁原的想法。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这也是丁原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他以寒门将领的身份，在朝堂之上，面对董卓的淫威，坚守君臣大义，挺身而出，彰显了其忠君爱国的本心。
丁原的坚决反对，让董卓意识到，“丁原不死，难掌大权”。凉州军虽战力强悍，却仅有三千人，而丁原手握三千并州精锐骑兵，又与袁绍等士族集团结盟，若二者联手，董卓根本无力抗衡。
为了除掉丁原，董卓决定采取离间之计，策反丁原的亲信，而他选中的策反对象，正是丁原最信任的吕布。
董卓深知，吕布虽勇烈，却生性贪利，见利忘义。他派遣与吕布同乡的中郎将李肃，前往吕布军中，携带重金与良马，诱降吕布。《三国志·吕布传》载：“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
李肃见到吕布后，以“黄金千两、锦缎千匹、良马一匹”相赠，同时向吕布许诺，若其斩杀丁原，投靠董卓，董卓将表奏其为骑都尉，与自己共掌朝政，远超其在丁原麾下的主簿之职。同时，李肃又以武力相威胁，称若吕布不依，董卓将率凉州军与丁原的并州军开战，并州军必败，吕布也将身死名裂。
一边是丁原的知遇之恩与君臣大义，一边是董卓的重金利诱与高官厚禄，还有武力威胁，吕布在利益的诱惑下，最终选择了背叛。他忘记了丁原对自己的恩宠与信任，忘记了自己曾立下的“愿为其死”的誓言，心中只剩下对权力与财富的渴望。
遭叛身死：恨无常，身首异处，并州军散乱世中
中平六年九月下旬，洛阳城秋意渐浓，执金吾府内，丁原正处理公务，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毫无防备。他始终坚信，自己一手提拔、厚待的吕布，会永远站在自己身边，成为自己最坚实的依靠。他从未想过，自己倾心相待的亲信，会成为取自己性命的刽子手。
就在此时，吕布率数名亲信，持刀闯入执金吾府。丁原见吕布持刀而来，大惊失色，疾声问道：“吾待汝不薄，为何反？”这一问，充满了不解、愤怒与失望，是寒门将领对亲信背叛的痛心疾首，也是乱世之中人性的悲凉写照。而吕布的回答，却冰冷刺骨：“奉董卓令，诛逆臣丁原！”话音未落，吕布便挥刀上前，斩杀丁原，割下其首级，前往董卓营中献功。
《后汉书·董卓传》载：“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都兵权唯在卓。”丁原死后，董卓大喜，表奏吕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将吕布收为义子。而丁原麾下的并州军，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驻守孟津的并州军，部分士兵在张辽的带领下，随吕布归附董卓；部分士兵不愿投降董卓，溃散回乡；还有一部分士兵，辗转投奔了镇守并州的张杨。丁原耗费数年心血打造的并州军集团，就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丁原的身死，成为汉末乱世格局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董卓虽掌控洛阳，却仍有丁原的并州军、袁绍的士族集团与之抗衡，不敢肆意妄为；
在此之后，洛阳城内再无能与董卓抗衡的军事力量，董卓彻底掌控了洛阳的兵权，废立之事再无阻碍。
不久后，董卓正式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自任相国，独揽朝政，鸩杀何太后，纵容凉州军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汉末乱世正式拉开序幕。
丁原死后，其尸骨未得安宁，董卓为了立威，下令毁掉丁原的墓葬，将其尸骨扔进黄河，一代并州雄杰，最终落得身首异处、尸骨无存的下场，令人扼腕。
而丁原的那些旧部，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布虽投靠董卓，成为其义子，却最终因貂蝉之事（演义情节，正史为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恐被发觉），与董卓反目，斩杀董卓，后又先后投靠袁绍、张邈、刘备，最终被曹操擒杀于下邳，落得“三姓家奴”的骂名；
张辽归附曹操后，屡立战功，威震逍遥津，成为曹操麾下“五子良将”之一，名垂青史；张杨则率并州旧部，割据河内，成为汉末诸侯之一，后被其部将杨丑所杀，其势力也随之消亡。
史海留评：寒门雄杰的悲剧，时代的缩影
丁原的一生，短暂而悲壮，从寒门县吏到并州刺史，再到京城执金吾，他凭借一身勇力与过人的识人眼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打造出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并州军集团，成为汉末寒门将领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有三大功绩，值得被历史铭记：
其一，镇御并州，抵御胡族，为东汉北疆赢得了短暂的安宁，保护了并州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发掘了吕布、张辽、张杨等猛将，为汉末三国时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其三，挺身而出，公开反对董卓废立，坚守君臣大义，成为汉末乱世中第一个抗董的将领，彰显了寒门将领的风骨与气节。
但丁原的一生，也充满了遗憾与悲剧，而其悲剧的根源，既在于其自身的性格缺陷，也在于时代的局限性。从自身而言，丁原“为人粗略”，虽有武勇与识人眼光，却缺乏政治谋略与权术手腕。他深知发掘人才，却不懂识人辨心，对吕布的贪利本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一味厚待，却未加以约束，最终引火烧身，遭其背叛；
他虽能在边疆打造出强悍的并州军，却在进入洛阳后，未能及时与袁绍等士族集团结成牢固的同盟，错失了制衡董卓的最佳时机；他虽就任执金吾，却未能掌控京城的卫戍力量，始终与并州军分隔两地，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时代而言，丁原的悲剧，是东汉末年寒门将领的共同悲剧。东汉王朝历经四百年，士族门阀早已垄断了仕途与社会资源，寒门子弟欲求上进，难如登天。丁原凭借武勇与军功，跻身封疆大吏，进入中央政治核心，本已是寒门子弟的极致，却始终无法融入士族集团，也无法与董卓这样的凉州军阀相抗衡。
在士族门阀、边疆军阀、宦官集团相互倾轧的东汉末年，寒门将领就像无根的浮萍，纵使有勇力、有兵将，也终究难以在权力的漩涡中立足，丁原的身死，不过是这一时代悲剧的缩影。
《三国志》与《后汉书》的作者，对丁原皆未有直接的评价，却在记载其事迹时，暗含惋惜。陈寿在《三国志》中，将丁原的事迹附于《吕布传》中，虽仅寥寥数语，却勾勒出其武勇与忠烈；
范晔在《后汉书》中，将丁原的事迹载于《窦何列传》与《董卓传》中，突出了其在诛宦与抗董中的重要作用。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英雄记》的记载，补全了丁原的早年经历，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千百年后，人们谈及丁原，多因吕布背叛之事而记起，却往往忽略了其作为并州雄杰的功绩与风骨。
他是汉末乱世中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虽短暂，却耀眼，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寒门将领的勇烈与坚守，也为汉末乱世的开启，写下了悲壮的一笔。其人生轨迹，也让后人明白：乱世之中，仅有武勇与识人眼光远远不够，更需有政治谋略与识人辨心的智慧，而在绝对的利益诱惑面前，人性的考验，往往是最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