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人得了绝症，明明该准备后事，却还在寻找偏方，幻想康復。
“我去安排。”哈利姆最终说。
他离开营房时，回头看了一眼。恩维尔还坐在那里，盯著墙上的地图，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眼神里燃烧著最后的火焰。
那火焰，也许能照亮前路。
也许，只会把一切都烧成灰烬。
1916年9月30日，下午四点，地球的三个角落，三支船队同时启航。
“渤海號”货轮拉响汽笛，缓缓驶出长崎港。这艘一万吨级的兰芳货轮经过特殊改装：货舱加装了通风系统，甲板上增加了淡水储存罐，船体侧面用德文和中文双语写著“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货舱里，装载著五千名“劳务人员”。他们穿著统一的灰色工作服——虽然粗糙，但至少是新的。每人发了一个背包，里面有毛毯、饭盒、水壶，还有一本德文常用语手册，教他们怎么说“是”、“不是”、“饿了”、“病了”。
金顺植也在其中。他坐在靠舱壁的位置，手里攥著母亲给的护身符。七天前，他们接受了基础军事训练：如何列队，如何听从口令，如何用步枪——三八式！！！演戏也要演全套！
教官是樱花国军官，但教官的教官是兰芳人。训练很粗暴，学不会就打，做错就罚。但金顺植学得很快，因为他知道，学得越快，活下来的机会越大。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很远，要坐一个月的船。同舱的人有的在哭，有的在祈祷，有的呆呆地望著舱壁。
金顺植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家乡的春天，想起了山上的杜鹃花，想起了母亲做的泡菜饭。
那些，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黄海號”货轮驶离仁川港时，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甲板上，洗去了尘埃，但洗不去绝望。
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在那里，五千名曹县壮丁將转乘英国运输船，前往法国。他们將是英国僱佣的第一批“东方劳工”，名义上是劳务输出，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会被送上战场。
码头上，樱花国军官在雨中站得笔直，目送船只离去。他们面无表情，就像送走的不是人，是货物。
船舱里，新一批的壮丁挤在一起。他们比前几批更年轻，很多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瘦小得让人心疼。有人小声问：“我们去哪”
没有人回答。
因为回答太残酷。
“珠江號”驱逐舰作为旗舰，率领著三艘货轮组成的船队驶出杜拜港。这是兰芳向奥斯曼交付的第二批军事援助：两万支步枪，五百挺机枪，一百门迫击炮，还有配套的弹药和零件。
更重要的是，船上还有五十名“军事顾问”——名义上是帮助奥斯曼军队掌握新装备，实际上是收集情报、评估战斗力、为未来的石油开发铺路。
陈峰站在杜拜港指挥塔上，用望远镜目送船队离去。王文武站在他身边，手里拿著最新的报告。
“三条航线都启航了。”王文武说，“分別是英国人，德国人，奥斯曼人！大统领，您这一步棋……铺得真大。”
陈峰放下望远镜：“大吗还不够大。”
他转身，指著墙上的世界地图：“你看，航线a和航线b，运送的是人命。航线c，运送的是武器。三条航线，三个方向，但目的只有一个：让战爭继续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