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陷入僵局时，一直安静记录的丹忽然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开口道：“或许我们可以引入一个 ‘风险分层’ 框架。将冲突场景按风险等级分类：低风险冲突（如个性化广告推荐与用户体验的轻微矛盾），可采用 ‘选择加入’ 机制；中风险（如数据用于次要研究目的），需要明确、醒目的‘选择退出’选项；高风险（如可能影响治疗决策或涉及重大隐私），则必须获得明确的、单独的、基于充分理解的同意。同时，所有冲突都必须有独立的监督机制。”
他的提议结构化且可操作，立刻得到了小组多数人的认同。林荆也认为这个框架有借鉴价值。但在随后的细则讨论中，丹补充了一句：“对于认知障碍这类特殊人群，其 ‘充分理解’ 和‘自主决定’ 能力存在客观限制。因此，在高风险场景中，可能需要引入经认证的第三方代理人（如律师、指定家属）或伦理委员会进行辅助决策，而不是简单地依赖可能已受损的个人判断。”
这一点，他看向了林荆。
林荆没有反对这个原则，但她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第三方代理或伦理委员会的介入，需要极高的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许多急需支持的家庭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意味着延误，甚至放弃使用。我们如何在保护与可及性之间找到平衡？”
“有时，慢就是快。” 丹平静地回应，“建立一个可能暂时‘劝退’部分用户，但长期来看更稳固、更少法律与伦理后患的体系，比快速推广一个可能在未来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产品，更负责任。保护，不应该因为 ‘麻烦’ 或 ‘成本’ 而打折。”
他的逻辑无可挑剔，态度冷静理性。但林荆再次感受到了那种 “地图优先于航行” 的理念差异。在他看来，宁可让一部分人暂时得不到服务，也要先确保系统绝对 “正确”；而在林荆的实践中，她需要一边提供服务，一边在服务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保护措施。
工作坊结束时，丹将整理好的讨论纪要发给了每位组员。他的记录客观、详尽，没有掺杂个人观点，完全符合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身份。
晚餐是自由安排。林荆没有参加任何小范围的聚餐，而是选择在酒店餐厅简单用餐后，回到房间整理思绪。她需要将这两天的见闻和思考，系统性地梳理出来，形成一份给团队的简报。
晚上九点左右，房间内的固定电话响了。
接起来，是前台彬彬有礼的声音：“林女士，有一位访客在一楼咖啡厅等您，姓丹。他说如果您方便的话，想和您确认一下明天会议材料的几个细节。”
这个时间点，以工作名义的邀约。
林荆看了眼窗外沉沉的夜色和依旧飘落的雪花，略一沉吟：“请转告他，我十分钟后下去。”
她换上外出的衣服，检查了随身设备，给李正延和周斯越发了个简短的信号：“丹约见咖啡厅，谈会议材料，保持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