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登基的钟声余韵未绝，紫禁城上空便已凝聚起新的风暴。这场风暴的源头，并非边关烽火，也非财政窘迫，而是看似虚无缥缈的“礼”——关乎皇帝如何称呼其生身父母的“大礼”。
新君即位，照例需追尊先代。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文官集团，依据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入继大统”的旧例，认为嘉靖皇帝应以明孝宗（朱祐樘，正德皇帝之父）为“皇考”（父亲），而改称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生母蒋妃为“皇叔母”。在杨廷和等人看来，这是维系皇室大宗传承不绝、确保皇权法统纯正的天经地义之理，是帝国礼法秩序的基石。
然而，这道由礼部拟定的决议送到年轻的嘉靖皇帝御前时，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坚决抵制。
“父母之名，岂可易乎？”乾清宫东暖阁内，嘉靖将礼部的奏疏掷于案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峻。他那张尚显稚嫩的脸上，此刻满是执拗与不被理解的愤懑。“朕嗣皇帝位，非为人后！”
这句话，与他入城前拒绝太子礼仪时如出一辙，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的皇位是继承堂兄正德皇帝，而非过继给伯父孝宗皇帝。他绝不能接受在宗法意义上变成别人的儿子，而使自己的生身父母沦为“叔侄”。
皇帝的反对让杨廷和深感意外，也颇为不悦。在他看来，这并非简单的亲情问题，而是关乎“大义”的名分问题。皇帝应以社稷为重，岂能因私情而废公义？他率领群臣一再上疏，引经据典，恳请甚至可以说是逼迫皇帝遵从礼部决议。朝堂之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文官都站在了杨廷和一边，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刚刚摆脱正德朝“荒嬉”形象的文官集团，正欲借此机会重塑朝纲，将新君纳入他们设定的儒家礼法轨道之中。他们相信，这是“为君父计”，是臣子的责任。
面对几乎整个文官系统的联合进逼，年仅十五岁的嘉靖皇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虽居九五之尊，但在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根深蒂固的礼法观念面前，却显得势单力薄。他试图抗争，扣下奏疏，不予批准，但杨廷和等人以辞官相胁，步步紧逼。
就在嘉靖皇帝感到四面楚歌、几乎难以支撑之时，一个意外的声音打破了朝堂的僵局。
新科进士张璁，观政于礼部，位卑言轻，却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的困境，也看到了一个直达天听的绝佳机会。他仔细研究了相关礼制，写下了一篇名为《大礼疏》的奏章，力排众议，为皇帝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张璁指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皆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明确为人之后，而嘉靖皇帝是直接以兴献王世子的身份继承堂兄的皇位，并未被立为孝宗之子，情况完全不同。他提出“继统不继嗣”，即继承皇位系统（统），但不继承宗法嗣序（嗣）。因此，皇帝应仍尊生父为“皇考”，在京师立庙祭祀，而对孝宗，则称“皇伯考”。
这篇奏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顿时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杨廷和怒不可遏，斥张璁为“邪说”，试图利用职权将他调离京城，贬往南京。然而，奏疏已然送达御前。
嘉靖皇帝看到张璁的奏疏，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他激动地对近侍说道。他终于找到了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的理论武器和一个敢于发声的代言人。皇帝立刻下诏，褒奖张璁，并将奏疏交付廷臣集议。
杨廷和等人自然坚决反对，指责张璁曲解礼经，谄媚君上。但坚冰已然打破。随着张璁的出现，一些原本慑于杨廷和权威、或同样对“继嗣”说存有疑虑的中下层官员，如桂萼、霍韬等人，也开始上书附和张璁的观点。“议礼派”初步形成，虽然力量尚弱，却让皇帝看到了希望。
斗争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嘉靖皇帝利用皇权，不断提拔张璁、桂萼等人，与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双方引经据典，互相攻讦，奏疏往来如雪片纷飞，朝堂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杨廷和以去就相争，多次请求致仕，试图迫使皇帝屈服。而年轻的嘉靖皇帝也展现出惊人的早熟和坚韧，他一方面用优诏慰留杨廷和，避免朝局彻底崩坏，另一方面则坚定不移地推进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