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崇祯尚未做出决定，朝中已有人将议和之风声泄露出去。以翰林院编修黄道周为首的一批言官立即上疏反对，痛斥杨嗣昌媚外误国。
朝会上，双方争论激烈。
黄道周慷慨陈词：“陛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与虏议和，无异抱薪救火，徒长敌焰，寒将士之心！”
杨嗣昌反驳：“倘不暂息边衅，则东西受敌，国力耗竭，届时悔之晚矣！”
“杨尚书莫不是惧战？”
“黄编修可知兵凶战危？”
崇祯坐在龙椅上，看着争得面红耳赤的臣子，心中五味杂陈。他们都说得冠冕堂皇，可谁真正体会过他这个皇帝的艰难？
最终，迫于舆论压力，崇祯不得不放弃议和之议。杨嗣昌因此称病不出。
战局进一步恶化。清军在京畿一带蹂躏数月，携掠人口财物数十万北返；而农民军则在河南势如破竹，官兵屡战屡败。
这天深夜，崇祯秘密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
“朕要你暗中前往沈阳，与清廷接触。”崇祯低声道，“此事绝密，除你我之外，不可让第三人知晓。”
巩永固大惊：“陛下，这...”
“朕知道此举有失国体。”崇祯苦笑，“然为社稷存亡，不得不行权宜之计。你只需探听清廷条件，不必承诺什么。”
巩永固领命而去后，崇祯独坐至天明。作为大明天子，却要行此暗中求和之事，他感到无比的屈辱。但比起江山社稷，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巩永固的使命尚未有结果，新的噩耗传来：杨嗣昌在督师途中，听闻张献忠破襄阳、襄王遇害的消息，忧惧交加，病逝于军中。
崇祯闻讯，呆坐良久。杨嗣昌虽有争议，却是他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如今骤失臂膀，更觉孤立无援。
屋漏偏逢连夜雨。洪承畴上疏，称兵力不足，请求调派关宁铁骑入关助剿。
崇祯召集群臣商议。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张采纳洪承畴建议，抽调关宁军；但辽东督师孙传庭坚决反对：“关宁防线乃京师屏障，若抽调兵力，恐建虏乘虚而入！”
双方争执不下，崇祯再次陷入两难。
便在这时，司礼监呈上一封密奏。崇祯展开一看，是远在南京的史可法所上。这位南京兵部尚书在奏疏中详细分析当前局势，提出“先北后南”之策：主张与清军暂时议和，集中全力剿灭流寇，再图恢复辽东。
史可法的观点与杨嗣昌生前所议不谋而合。崇祯反复阅读奏疏，终于下定了决心。
次日，他秘密召见陈新甲：“朕意已决，与清议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务必谨慎。”
陈新甲领命后，暗中派遣使者前往沈阳。然而不知何故，消息再次走漏。朝野哗然，言官们群起攻之，指责陈新甲丧权辱国，甚至有人暗示此举出自皇帝授意。
崇祯迫于压力，只得将陈新甲下狱问罪。陈新甲在狱中上书自辩，称议和乃为纾解国难，并暗示是奉密旨行事。
崇祯览奏大怒，认为陈新甲推诿责任，下旨将其处斩。
此举虽暂时平息了舆论，但议和之路就此断绝。更严重的是，皇帝与朝臣之间的信任也荡然无存。
崇祯十年春，东西两线的战事都进入相持阶段。洪承畴在潼关外击败李自成，迫使其退入商洛山中；孙传庭也在辽东击退清军一次进攻。
表面上看，局势似乎有所好转。但崇祯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国库已空，民心离散，将士疲惫...这个帝国就像一株被蛀空的大树，稍遇风雨就会轰然倒塌。
一天傍晚，崇祯登上煤山，眺望暮色中的紫禁城。夕阳余晖给琉璃瓦镀上一层血色，重重宫阙如困兽之笼。
“陛下，风大了，回宫吧。”王承恩轻声劝道。
崇祯恍若未闻，只是喃喃吟诵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王承恩跪地痛哭：“陛下！大明江山永固，何出此不祥之言！”
崇祯苦笑，伸手扶起老太监：“走吧，还有奏章未批。”
主仆二人缓缓下山，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紫禁城的阴影渐渐将他们吞没，如同这个王朝正在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而在千里之外的商洛山中，李自成正在整军经武；沈阳的皇宫里，皇太极也在筹划下一次南侵。
双线作战的噩梦，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