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簠不同，另一位书法家傅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拒绝与清廷合作，隐居山林，其书法也愈发狂放不羁，充满了叛逆精神。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傅山常对弟子们说，若是失了气节，字写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态度，代表了清初艺术家的两种选择：要么适应新时代，在融合中求发展；要么坚守旧立场，在孤独中求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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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的变化同样引人深思。
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西洋传教士参与设计的圆明园，成为中西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
然而，这种融合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冲突。
负责监造工程的雷发达曾在日记中写道：西洋人要在园中建喷泉，我说中国园林讲究'师法自然'，不该有这等人工之物。可皇上喜欢，我们也只好照办。
更让传统匠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明代建筑被拆除或改建，以符合满族的审美趣味。
这叫什么样子！老木匠看着被改建成满式风格的王府，痛心疾首，好好的歇山顶非要改成硬山顶，汉家的建筑精髓都要被糟蹋光了！
可是，他的抗议无人理会。时代的潮流，不是个人能够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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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的领域，变化同样深刻。
康熙皇帝对西方音乐很感兴趣，经常让传教士在宫中演奏西洋乐器。然而，这种兴趣始终停留在猎奇的层面。
一次，康熙听完西洋管风琴的演奏后，对南怀仁说：此乐虽然新奇，但终究不如我中华古雅之音。
这句话决定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命运——它们永远只能是宫廷的玩物，而无法真正融入中国音乐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的雅乐也在衰落。明代的宫廷乐谱大量散佚，许多古曲失传。虽然清廷也设立了乐部，但演奏的多是满族音乐和改编的民间曲调。
老乐工徐上瀛曾经试图整理明代乐谱，但进展缓慢。他感叹道：礼崩乐坏，莫过于此。先王之音，就要断绝在我们这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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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或许园林艺术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矛盾。
扬州个园的创建者石涛，将自己对故国的思念都倾注在了园林设计中。园中的假山、水池、亭台，无不蕴含着深意。
你看这池边的石头，石涛对来访的好友说，我特意选了些棱角分明的太湖石，为的是取'骨鲠'之意。纵然山河破碎，士人的骨气不能丢。
友人环顾园中景致，只见曲径通幽，步移景异，处处可见设计的匠心。更难得的是，园中种植了大量的竹子，取竹报平安之意，也暗含明字的结构。
你这哪里是在造园，友人感叹，分明是在写一首无字的诗，作一幅立体的画。
石涛苦笑：也只有在造园时，我才能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片刻安宁。
与个园的含蓄不同，北京的皇家园林则展现出另一种气派。圆明园中，中西建筑比邻而立，象征着这个新兴帝国的包容与自信。然而，这种包容是有限度的，自信中也带着几分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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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清初的艺术风貌逐渐定型。
到了康熙晚年，那种明清易代之际特有的悲怆与挣扎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但也更加保守的艺术风格。
石涛已经老去，他的画风也从早年的狂放不羁，转向晚年的沉静内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独自坐在画室里，反复观看自己年轻时的作品。
那时的笔触多么有力，他对弟子说，虽然技巧不如现在纯熟，但其中有真情，有血气。
弟子不解：师父现在的画不是更见功力吗？
石涛摇头：艺术最重要的不是功力，是灵魂。这些年，我的画技确实进步了，但那种发自内心的冲动，却越来越少了。
他说出了许多清初艺术家的共同感受：随着时代的稳定，艺术的锋芒也在逐渐磨平。那种在明清之际特有的悲剧意识和反抗精神，正在被太平盛世的安逸所取代。
雍正即位后，文化艺术进一步规范化、程式化。那种在清初常见的个人表达和情感宣泄，越来越难以见到。艺术，正在变成盛世的点缀，而非心灵的呐喊。
艺术的余韵，终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渐渐消散。但是，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作品，将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后人诉说着那个不平凡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