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秋，山东兖州府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民马大脚蹲在自家地头，看着稀稀拉拉的麦苗发呆。今年的收成又完了，从春到秋，只下了两场小雨，地里的庄稼还没长成就枯黄了。可县衙催税的差役昨天刚来过，留下话：十日内交齐今年的田赋，外加“剿饷”、“练饷”，一共三两二钱银子。
“三两二钱……”马大脚喃喃自语。就是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卖了，也凑不出这个数。他想起十年前，那时虽然日子也紧巴，但交了皇粮国税，剩下的还能糊口。可这些年，税越加越多，日子越过越难。
“大脚叔，您还在这儿发愁呢？”邻居王二狗扛着锄头走过来，“听说了吗？县里又贴告示了，说是李闯王打到了河南，不纳粮，不交税，还把大户的田地分给穷人。”
马大脚吓了一跳，四下看看，压低声音：“二狗，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杀头的！”
“杀头？”王二狗苦笑，“不杀头就能活吗？大脚叔，您算算，您家五口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地里能收多少？交了税还剩多少？我爹昨天把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说反正养不活，不如吃了做个饱死鬼。”
马大脚沉默了。他知道王二狗说的是实情。村里已经有十几户人家开始吃“观音土”了——那是一种白色的粘土，吃了能暂时充饥，但拉不出来，最后活活胀死。可比起饿死，胀死似乎还好受些。
“可是造反……”马大脚还是摇头，“那可是要诛九族的。”
“九族？”王二狗冷笑，“我全家就剩我跟我爹两个人了，我娘前年饿死了，我妹妹去年被卖到窑子里，现在死活不知。还怕诛九族？”
正说着，村口传来一阵马蹄声。两人抬头看去，见是县衙的差役又来了，这次还带着几个穿号衣的兵丁。
“马大脚！王二狗！”差役头子赵四骑在马上，用马鞭指着他们，“你们的税银呢？今天可是最后期限了！”
马大脚连忙上前，作揖道：“赵爷，您行行好，再宽限几日吧，实在是……”
“宽限？”赵四打断他，“老爷我也要交差！今天拿不出银子，就跟我们走一趟！”
王二狗忍不住道：“赵爷，您也看见了，这地里颗粒无收，我们拿什么交税？”
“我管你拿什么交！”赵四眼睛一瞪，“没有银子，就拿粮食抵；没有粮食，就拿地抵；没有地，就拿人抵！你们家不是还有闺女吗？”
马大脚脸色一变。他有个十四岁的女儿，虽然面黄肌瘦，但毕竟是亲骨肉。他扑通跪下：“赵爷，不能啊！小女还小……”
“小？”赵四嗤笑，“窑子里十二三的姑娘多的是！带走！”
两个兵丁上前就要抓人。这时，村里的老秀才张先生拄着拐杖走过来。张先生是村里唯一有功名的人，虽然只是个秀才，但平时说话还有些分量。
“赵公差，且慢。”张先生缓缓道，“《大明律》有云：灾荒之年，官府当减税赈灾。如今大旱三载，民不聊生，官府不思赈济，反而强征暴敛，恐非为政之道。”
赵四对读书人还有些忌惮，但嘴上不饶人：“张秀才，您饱读诗书，应该知道‘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这些刁民抗税不交，按律当拘！”
“天经地义？”张先生摇头，“老夫记得，洪武爷当年起兵时，曾对百姓说：‘吾起兵为民除乱，必使尔等安居乐业。’如今百姓连活命都难，这税，还如何‘天经地义’？”
这话说得赵四哑口无言。他虽是个差役，但也读过几年书，知道张先生说的在理。可上命难违，他若收不上税，自己也要受罚。
僵持间，村里其他村民也围了过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面有菜色，眼神里却渐渐有了怒意。
“赵四，你还记得你爹是怎么死的吗？”一个老头忽然开口，“十年前大旱，你爹交不起税，被衙役活活打死在县衙前！你如今当了差，就忘了本了？”
赵四脸色一变。这事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爹死时，他才十六岁，为了养家，才托关系当了差役。起初他也想做个好差役，可在这衙门里混久了，心肠也就硬了。
“老刘头，你别胡说！”赵四厉声道，但声音有些发虚。
“我胡说？”老刘头颤巍巍地站起来，“村里人都记得！你爹临死前喊：‘这朝廷不让人活啊！’你现在做的，不就是当年逼死你爹的那些人做的事吗？”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低声说：“是啊，当年赵四他爹多老实一个人……”
“当了官差就变心了……”
赵四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看着他们眼中的失望和愤怒，忽然觉得手中的马鞭有千斤重。他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的眼神，想起了母亲哭瞎的眼睛，想起了自己发誓要为民请命的少年志向。
“罢了……”他长叹一声，“今日暂且回去。但三日之后，若再交不上，我也无能为力了。”
说完，他调转马头，带着兵丁走了。村民们都愣住了，没想到赵四会突然转变。
张先生看着赵四远去的背影，喃喃道：“人心还未全死啊……”
可这短暂的缓和改变不了大局。三天后，赵四没来，但来了另一队差役，比赵四狠辣得多。他们直接闯进马大脚家，搜走了最后半袋粮食，还把马大脚的女儿强行拉走。
“爹！救我！”女儿的哭喊声撕心裂肺。
马大脚拼命阻拦，被差役一脚踹倒在地。他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拖走，只觉得天旋地转。
“朝廷……朝廷……”他趴在地上，手指抠进泥土里，指甲崩裂出血，“这是逼我们去死啊！”
那天夜里，马大脚家的油灯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村民们发现，马大脚和王二狗都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村里七八个青壮年。
“他们去哪儿了？”有人问。
老刘头抽着旱烟，半晌才说：“还能去哪儿？投闯王去了。”
“真的造反了？”
“造反？”老刘头苦笑，“不造反，等着饿死？等着女儿被抢走？等着全家死绝？”
村里沉默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是等着下一个被抢、被逼死，还是像马大脚一样，豁出去拼一条活路？
这种民心的离散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万历末年开始，加征“辽饷”；到天启年间，阉党横行；再到崇祯朝，“剿饷”、“练饷”接连不断。朝廷每加一次税，民心就散一分；每出一个贪官，民心就冷一分。
而地方官吏的所作所为，更是火上浇油。他们为了完成征税任务，为了中饱私囊，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火耗”、“淋尖踢斛”、“折色”，各种名目的盘剥层出不穷。百姓交一石粮，到官府账上可能只剩七斗；交一两银，实际要交一两二钱。
这些多出来的，全进了官吏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