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年的台湾，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刚过，安平城外的木棉花就开了，火红的花朵映着碧蓝的海天，像是这片土地上不肯熄灭的热情。陈永华站在新落成的“明伦堂”前，看着工匠们将最后一块匾额挂上门楣。匾上是郑经亲笔题写的三个大字：明伦堂。字是颜体，浑厚刚劲，墨色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沉静的光泽。
“陈大人，藏书阁的书架都打好了。”一个年轻的文吏过来禀报，“按您的吩咐，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按朝代细分。只是……书还不够多。”
陈永华点点头，走进明伦堂。这座建筑完全按照福州府学的样式建造，三进院落，前堂后舍，中有明伦堂，后有尊经阁。虽然规模不及大陆的府学宏大，但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严格按照《大明会典》中的规制。就连院子里种的树，也是松、柏、桂、榕这些在大陆学堂常见的树种。
“书会多起来的。”陈永华对文吏说，“我已经派人去日本长崎采购，那边有福建商人开的书肆，能买到大陆的刻本。另外，让各县学把多余的藏书抄录副本送来。”他走到尊经阁前，推开厚重的木门。阁内还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排新做的书架，散发着樟木的清香。
这香味让陈永华想起很多年前，他在泉州府学读书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少年，每天清晨在尊经阁前背诵《论语》。阁里藏书万卷，翰墨飘香。先生常说：“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今，天地换了主人，生民改了衣冠，往圣绝学在大陆正被一点点改造，万世太平更是遥不可及。但他至少还能在这里，在台湾这座孤岛上，建一座明伦堂，立一块“明伦堂”的匾额，守住最后一点读书人的体面。
“复甫先生。”郑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永华转身行礼：“王爷。”
郑经今天穿了一身青色的儒服，头戴方巾，看起来不像个王爷，倒像个书生。他走进尊经阁，环视四周，点点头：“很好，和我想象的一样。”他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进来，“只是不知道，能在这里读多久的书。”
陈永华知道郑经在担心什么。去年施琅攻破金门、厦门后，清廷对台湾的封锁更加严密。虽然郑氏水师还能突破封锁，与日本、南洋贸易，但大陆的书籍、纸张、笔墨，已经越来越难运进来了。没有这些，学堂就难以为继。
“王爷，”陈永华缓缓道，“臣昨夜读《孟子》，读到一句话：‘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我们在台湾办学兴教，不是为了眼前，是为了后世。即使有一天……即使有一天台湾不保，但只要这些学子还活着，只要他们还记得在这里读过的书，华夏文脉就不会断。”
郑经沉默良久，忽然问：“复甫先生，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大明吗？”
陈永华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书架前，抚摸着光滑的木料：“王爷，臣小时候，祖父给臣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殉国。当时有个书生，从尸体堆里爬出来，逃到海南岛。他在岛上开了一家私塾，教黎族、苗族的孩子读汉文，写汉字。他死后，他的学生又继续教。一百年后，海南岛上已经有很多人会背《诗经》《楚辞》了。”
他转过身，看着郑经：“那个书生姓什么，叫什么，没人记得了。但他做的事情，一百年后还在延续。王朝会亡，帝王将相会死，但文化，只要还有人传，就不会断。”
郑经的眼神亮了起来：“复甫先生的意思是……”
“我们在台湾做的，和那个书生在海南做的，是一样的。”陈永华的声音很平静，“我们不求复国——那太难了。我们只求存续，存续华夏的文明，存续汉家的文化。只要台湾岛上还有人在读《四书五经》，在写汉字，在过汉人的节日，在守汉人的礼仪，那么，大明就没有真正灭亡。”
海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咯咯作响。郑经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波涛汹涌的大海。远处有渔船在风浪中起伏，像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命运，飘摇不定，却又坚韧不拔。
“好。”郑经终于说，“从下个月开始，各县都要建县学。教材就用我们新编的《台湾蒙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加上台湾的地理、物产、历史。教师要严格选拔，不仅要学问好，更要品行端。”
“王爷圣明。”陈永华深深一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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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凤山县的林家村，林水生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去年他娶了媳妇，是同村阿土的表妹，叫秀娘。秀娘勤劳能干，过门后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今年开春，秀娘有了身孕，林水生每天从田里回来，都要摸着媳妇的肚子说：“将来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都要读书识字。”
“读书识字有啥用？”秀娘一边缝补衣服一边说，“咱们庄稼人，会种田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林水生认真地说，“我爹临死前交代，林家世代读书，不能断了文脉。在大陆没办法，在这里，一定要让孩子读书。”
秀娘抬起头，看着丈夫。她虽然不识字，但知道丈夫心里有个结，那个结和头发有关，和衣服有关，和那些她听不懂的“文脉”“气节”有关。她不懂，但她愿意支持。
“那等孩子生了，就送去村里的私塾。”秀娘说，“我听说，黄老先生教得好。”
黄老先生叫黄敬尧，是前朝的秀才，永历年间逃到台湾。如今年过七十，在村里开了间私塾，收十几个学生，教他们读《三字经》《千字文》。束脩不拘多少，几升米、几条鱼、几尺布都行，实在没有的，帮老先生挑水劈柴也可以。
这天傍晚，林水生提着一条刚钓的鱼，来到黄老先生的私塾。私塾设在黄家的堂屋，十几个孩子正摇头晃脑地背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黄老先生坐在上首，眯着眼睛听着。他头发全白，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木簪固定。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直裰，虽然破旧，但干干净净。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看见林水生，点点头：“水生来了。”
“先生，今天钓了条鱼，给您送来。”林水生把鱼挂在门边。
黄老先生示意他坐下：“你媳妇快生了吧？”
“还有两个月。”林水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先生，等孩子生了，想送来跟您读书。”
“好啊。”黄老先生笑了，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开，“多一个学生，多一份传承。”
孩子们背完书，黄老先生开始讲解。他先讲“人之初，性本善”，用的是朱熹的注解；又讲“苟不教，性乃迁”，举了村里几个孩子的例子。讲得深入浅出，孩子们都听得入神。
林水生坐在角落，也听得入神。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教他认字的。父亲常说：“识字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理。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天地的道理。”
如今父亲不在了，但道理还在，教道理的人还在。
课后，孩子们散去。黄老先生留下林水生喝茶。茶是山上采的野茶，味道有些涩，但回甘。
“水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村里办学吗？”黄老先生忽然问。
林水生想了想：“为了教孩子们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