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选拔与使用机制的缺陷同样值得深思。科举制度虽相对公平，但考试内容僵化，八股文束缚思想。更严重的是，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败坏，正直之士难以容身。于谦在土木之变后力挽狂澜，却因夺门之变被冤杀；海瑞直言敢谏，一生清贫，却屡遭排挤；熊廷弼、袁崇焕等辽东督师，或因党争或因猜忌而不得善终。
戴震特别研究了崇祯朝的人才使用。皇帝求治心切，却性格多疑，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杀了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这种对人才的疑忌和摧折，使得有志之士寒心，无能之辈得势。当孙传庭在潼关战死、卢象昇在巨鹿殉国后，明朝已无可用之帅。他在页边写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明非无人，乃不能用其人、信其人、全其人。”
社会矛盾的激化是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戴震查阅了大量地方志和笔记，发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在江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北方，王府、勋贵占田动辄万顷。一条鞭法改革后，赋役折银，农民需要将农产品换成白银交税，在银贵谷贱时负担加重。天灾频仍，万历至崇祯年间，大规模旱灾、蝗灾、瘟疫接连发生。
但最致命的是朝廷应对失当。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山东大旱，“人相食”，而税监仍在催科；崇祯元年至三年，陕西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官府仍征辽饷。走投无路的农民只能铤而走险，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最初都是被迫为盗的饥民。当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时，立刻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戴震在笔记中沉重地写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虐用其民，虽欲不亡，不可得也。”
对外部变化的迟钝反应是战略失误。明朝初年，郑和船队的远航显示了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然而永乐之后，逐渐转向保守，正统年间停止下西洋，嘉靖年间实行严厉海禁。当欧洲开始地理大发现、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时，明朝却闭关自守。隆庆开关后有限开放月港，但整体上仍持消极态度。
与此同时，北方边患日益严重。明朝长期陷入与蒙古各部的拉锯战，消耗了大量国力。万历后期女真崛起，明朝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仍然沿用分化瓦解蒙古部落的老办法，对新兴的建州女真重视不足。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朝在辽东转入战略防御，却未能有效整顿军备、改革军事制度。戴震认为，这种对外部威胁反应迟缓、战略调整滞后的特点，使得明朝在内外交困中陷入被动。
天色渐暗，文渊阁内掌起了灯。戴震将校勘好的奏议集归架，整理好笔记。窗外雪已停，琉璃瓦上积了薄薄一层白。他站在窗前，望着暮色中的紫禁城宫殿，那些建筑大多建于明代，如今住着新的主人。
历史镜鉴的价值何在？戴震思索着。不仅在于指出前人的错误，更在于启发后人思考：如何建立更具韧性的制度，如何保持治理体系的活力，如何在坚守核心价值与适应时代变化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危机面前凝聚共识而非陷入内耗。
明朝的教训是系统性的：权力过度集中而缺乏制衡，财政僵化而不知变通，军事制度腐朽而不思改革，人才选拔失当而不能善用，社会矛盾积累而不知疏导，对外变化迟钝而不懂应对。这些缺陷相互叠加，产生了放大效应。
但戴震也注意到，清朝在吸取明朝教训方面做出了努力：设立军机处提高决策效率，推行摊丁入亩改革税制，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编纂《明史》总结历史经验。然而，更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皇权专制的本质未变，思想控制的严厉有增无减，社会流动的渠道依然狭窄。
他在笔记最后写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然鉴非仅照形，更在明理；非仅责前人，更在警今人。明之弊，非一代之弊，乃制度之弊、文化之弊、时代之弊。今人览之，当思其所以弊，更当思何以不重蹈其弊。”
离开文渊阁时，戴震看见几个小太监正在扫雪。他们手中的扫帚是明代的样式，身上的衣服是清代的规制。历史就是这样，新旧交织，难以截然分开。明朝已经消亡八十余年，但它留下的教训依然鲜活，依然在照耀着后来者的道路。
戴震知道，自己校勘的这些明代文献，将来会被收入《四库全书》，流传后世。他希望后来的读者不仅看到文字，更能看到文字背后的兴衰之理；不仅知道明朝如何灭亡，更能思考如何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雪后初晴，月光照在积雪上，紫禁城一片银白。这座宫殿见证了明朝的兴起与衰亡，也将见证清朝的未来。戴震缓步走出宫门，心中默念着《诗经》中的句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的镜子永远高悬，照见过去，也照见未来；照见成功，也照见失败；照见一个王朝的黄昏，也照见人类对更好治理的永恒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