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内外，夜色渐浓，恐慌在寂静中发酵。而真正的对抗，或许才刚刚开始。
刘德勋见马应龙已被“黎乱重演”的说辞和眼前乱局逼到了墙角，心中稍定，知道火候已到。他不再表现得惊慌失措，反而慢慢捋了捋自己稀疏的胡须，摆出一副忧心忡忡、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忠勤模样，缓缓开口，话锋却直指要害：
“马明府深明大义，体恤下情，下官感佩。然则……”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这剿匪守城，非空口白话可成。首当其冲，便是钱粮二字。不瞒明府，营中弟兄们这月的饷银，尚有一半未曾足额发放，人心本就浮动。如今骤逢大敌，要弟兄们卖命守城、乃至出城剿贼，若再无实惠激励，恐……恐士气难以为继啊。依卑职之见，当务之急，需请县衙即刻筹措一笔‘守城赏饷’与‘开拔犒劳’，先行发放，以定军心。此乃御敌之先决，万望明府速速裁定。”
他这是赤裸裸的借机索饷，而且将“军心不稳”的责任隐隐扣在了县衙拖延发饷上，逼马应龙就范。
“其二，”刘德勋不等马应龙消化完第一个要求，继续施压，语气更加“诚恳”，“贼情不明，恐有内应。单靠营兵与衙役，守御偌大城池，捉襟见肘。为保万全，还需请明府以官府名义，紧急征召城内及附廓青壮，编练民勇，协助把守城门、巡查街巷、弹压流民。所需器械，哪怕是竹枪木棍、每日口粮，亦需县衙统筹供给。此事关乎城内安危，亦需即刻办理。”
这不仅是将组织民壮的责任和成本完全推给县衙，更暗示如果城内出事，就是你县衙组织不力的责任。
最后，刘德勋图穷匕见，盯着马应龙的眼睛，压低了声音，却字字清晰：“下官已遣快马，携紧急公文前往琼州府城，禀报总兵大人及府尊此处‘匪患猖獗，杀官据地，形同造反’，请求速发援兵，犁庭扫穴。此事……若能仰仗府镇大军，速速平定，自然上妥天心，下安黎庶。届时论功行赏，还望马明府……能在上官面前，为我等武弁，多多美言，如实陈奏今日之艰险与我等之忠勤。”
这番话软中带硬，暗藏机锋。表面上是请马应龙帮忙说好话，实则是在提醒并隐隐威胁：我已经把事情捅到府里和总兵那里了，定性为“造反”。这事现在闹大了，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若在报告里说你县衙配合不力、钱粮不济，导致剿匪失利或城池有失，你马应龙的官帽和我刘德勋的脑袋，恐怕都保不住。反之，若我们同心协力，“迅速平定”，那么在给上级的报告里，自然是你马知县调度有方、支持得力，我刘千总奋勇作战、指挥若定，大家都有功劳。
马应龙听完，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红，胸中一股郁气堵得他几乎要拍案而起！他岂能听不出刘德勋话里的挟持与勒索？这分明是趁火打劫，借匪患之名，行敛财推责之实，最后还要逼自己与他共同掩盖可能存在的“激变”责任，共享“平叛”之功！
他真想拂袖而去，或者厉声斥责。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城门已关，风声已放，告急文书已发，全城百姓的眼睛都看着，州府和省府的上官很快就会知晓。事到如今，“百仞滩有悍匪造反” 这件事，无论真相如何，都必须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任何内部的拆台、拖延或质疑，都可能被对手利用，也可能导致真的城防漏洞，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到那时，丢官都是轻的，项上人头恐怕真的难保。
刘德勋和林振新，尤其是后者背后的总兵背景，现在是他必须倚仗的“武力保障”。而自己，则成了必须提供“钱粮后勤”和“政治背书”的搭档。
想通了这一节，马应龙仿佛瞬间被抽干了力气，满心的愤怒化作了深深的无奈和一丝悲凉。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眼中只剩下疲惫的妥协和公事公办的冷漠。
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刘千总所虑，俱是实情。守城赏饷、民壮口粮器械，本县……即刻着户房、兵房核算筹措，尽快拨付。征集青壮之事，亦会命县丞、典史立刻去办。”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刘德勋和林振新，语气加重：“然则，剿匪事宜，千总须得全力以赴，速战速决！城内安危，亦需时时在意，勿使百姓再受惊扰。至于上宪处……本县自会据实禀报，陈明二位之辛劳与局势之紧迫。还望……莫负朝廷俸禄，百姓期望。”
“据实禀报”四字，他咬得颇重，既是答应，也是一种无形的反制——你们若把事情办砸了，或者另有隐情，我也不是任由拿捏的。
刘德勋听出了马应龙的妥协和那丝隐藏的警告，心中大石落地，脸上立刻堆起感激和振奋的神情，抱拳道：“明府英明！体恤下情，雷厉风行！有明府如此支持，卑职等定当戮力向前，早日荡平贼寇，以报明府知遇之恩，以安临高父老！”
一场在危机胁迫下的利益交换与责任捆绑，就在这县衙偏堂内，于硝烟未起之时，悄然完成。马应龙被绑上了战车，刘德勋拿到了急需的钱粮和“官方认证”，而所有的压力与风险，则转化成了对百仞滩那座神秘庄子必须发动的、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进攻。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此刻已无人在意，或者说，无人敢去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