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国门，被巨炮轰开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原因？
列强欲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修约被拒，便再施武力。
这次，是英法联手。
结果？
京津沦陷，圆明园付之一炬，那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烧掉的何止是‘万园之园’的亭台楼阁，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最后的、脆弱的体面！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更多的口岸，更低的关税，内河航行权，公使驻京……主权，进一步沦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原因更为复杂，有义和团运动的排外，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有清廷顽固势力的昏聩利用。
结果？
京师再度陷落，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联军分区占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辛丑条约》，四万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拆炮台，驻军队，设使馆区……中国，彻底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谌先生每说一段，便在黑板上相应的时间点后，重重划下一道深深的刻痕。
那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的尖锐声响，仿佛刮在每个人的心上。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和孙先生那沉重如铁的声音。
“同学们，你们是否想过，”
谌先生放下粉笔，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会在短短几十年间，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败得如此之惨？”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要给学生们思考的时间，也像是在平复自己激荡的情绪。
“很多人将罪责归于某些具体的人，比如慈禧太后。
说她奢侈腐化，挪用军费修颐和园；说她顽固保守，镇压维新；说她向列强宣战却无实力，导致京城遭劫……这些，都是事实。”
孙先生的语气变得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是，同学们，将如此巨大的历史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昏庸，是懒惰的，也是肤浅的。
慈禧太后再能挥霍，她一个人的吃喝用度，相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又能消耗多少？
朝廷是养得起的。”
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绵绵的秋雨，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悲凉：
“关键在于，她不是一个人。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庞大而顽固的旧文明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成千上万的家庭，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人员构成。
他们是靠科举晋身的士绅，是垄断贸易的官商，是享有特权的旗人，是依附于旧制度生存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身家性命，荣辱富贵，都紧紧捆绑在旧有的文明体系、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
谌先生转过身，打了个比方，“就好比这北平城里，原先有千百家手工织布、织锦缎的作坊，养活了成千上万的织工、染匠、掌柜。
他们世代以此为生，技艺娴熟，投资建厂，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行当。
突然有一天，外洋来了机器，用蒸汽驱动，织出的布匹又快又好，价格还便宜。
你们说，那些手工作坊的老板和工人们，会欢迎这机器吗？”
学生们纷纷摇头。
“自然不会！”
谌先生斩钉截铁，“他们会恐慌，会愤怒，会想尽一切办法抵制这机器。
他们会说，洋布不如土布耐用，说机器织的没有‘人气’，说这是‘奇技淫巧’坏人心术。
他们会联合起来，去求告那些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送上孝敬，陈说利害。
官员们呢？
或许自己也投资了作坊，或许亲戚故旧以此为生，或许干脆就觉得，维持现状最安稳，最能体现‘仁政’。
于是，他们便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可能是加征洋布的税，可能是禁止机器进口，甚至可能出动差役，去砸了那些胆敢使用新机器的人家。”
“这就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反抗。”
谌先生总结道，语调沉重，“不是因为落后文明本身多么热爱自己的落后，而是因为文明形态与具体的政府结构、与庞大的群体利益深度绑定。
社会，往往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环境。
新的东西要进来，必然触动旧有利益集团的奶酪。
而这奶酪，往往与权力紧密结合。
于是，先进文明淘汰落后文明的过程，历来都是最残酷的，往往要伴随着冲突、流血，乃至战争。”
“回到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