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周刊”的电话像一块被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涟漪持续荡漾了好几天。起初的新奇和一丝兴奋过后，更多的是不确定带来的微妙紧绷。采访时间约在了周五下午，地点就在我们工作室。
周四晚上，我们下意识地一起加了班，美其名曰“整理环境”。其实工作室平时也算整洁，但那天，我们还是把散落的画稿归了位，擦干净了蒙尘的显示器，甚至给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浇了水。大刘把他桌上那堆参考书码得整整齐齐，小悠则紧张地检查了好几遍网络连接，生怕采访到一半掉线。
苏芷是最平静的一个。她依旧修改着她的设计稿，只是偶尔会停下笔，目光扫过工作室的每个角落，像是在用她的“尺子”丈量这里是否足够呈现我们真实的样子。
周五下午两点半，采访准时开始。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年轻女记者，戴着黑框眼镜，利落的短发，说话语速很快，带着职业性的敏锐。同行的还有一个沉默的摄影师，背着沉重的器材。
寒暄过后，采访在会议室进行。陈记者的问题很直接，开门见山：“我们了解到，‘共生Studio’在业务选择上似乎有一些独特的坚持，比如之前婉拒了‘味真香’食品厂那个预算不错的项目，能谈谈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吗？”
问题抛给了我。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抛开事先准备好的套话，从当时团队内部的讨论，那种对“快爆”模式的本能抵触，以及最终选择遵循内心“尺子”的过程，平实地说了出来。没有刻意拔高，只是陈述事实。
陈记者听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她随后转向苏芷：“苏芷老师，作为团队的核心创作者，您如何看待艺术表达与商业需求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面临现实压力的时候。”
苏芷沉默了几秒，会议室里只有空调运行的微弱声音。她抬起眼，目光平静：“没有绝对的平衡，只有取舍。我们选择不做那些…做完之后自己会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她顿了顿，补充道，“‘共生’的意思，不只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工作，也是希望我们的创作，能和看到它的人，产生一种…真实的共鸣，而不是短暂的刺激。”
她的用词依旧简洁，但“真实的共鸣”这几个字，落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带着清晰的分量。
采访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问题涵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对行业的看法，甚至聊到了之前引起一些关注的平州绘本。陈记者很擅长引导，气氛不算轻松，但还算顺畅。
最后，她提出想拍几张工作室日常的工作照。我们自然没有拒绝。
摄影师开始布光，镜头在黑黢黢的瞳孔后对准了我们。原本还算自然的气氛，在镜头面前瞬间变得有些僵硬。大刘不自觉地挺直了背，小悠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我感觉到自己的嘴角有些发紧。
镜头首先对准了苏芷。她正坐在她的工位前，屏幕上是一幅未完成的插画。她没有看镜头，依旧专注地看着屏幕，手指在数位板上移动，只是速度比平时慢了些，侧脸在柔和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沉静。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捕捉着这个瞬间。
然后，镜头转向了我。我面前是打开的电脑，屏幕上正是那张令人头疼的收支表格。我试图做出思考的样子，但感觉自己像个蹩脚的演员。闪光灯亮起的刹那，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睫毛的颤动。
接着是团队合作的场景。我们四人围在小会议桌前，假装讨论一个项目。讨论是真实的，是关于一个正在进行的LOGO设计，但因为有镜头的存在，每个人的发言都多了几分刻意的条理，少了些平时争辩时的随意和火气。
拍完照，陈记者和摄影师便告辞了，留下我们四个人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工作室里，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精神上有些脱力。
“怎么样？我刚才表现还行吗？”小悠第一个按捺不住，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