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全对了？”
“目前没发现错。”
“不是问你有没有错。”老人平静地说，“是问你，有没有可能错。”
这个问题，沈昭宁从未想过。
她沉默了很久。
“有。”
“哪里？”
“任何地方。”
老人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
“只能一遍一遍查。”
“查不完呢？”
“那就查到哪里算哪里。”
老人又点了点头。他拿起最上面一本卷宗，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一个数字：
“这个数，你核了几遍？”
“三遍。”
“为什么是三遍？”
“因为第一遍觉得对，第二遍觉得可能不对，第三遍确认对。”
“怎么确认的？”
“找了源头文书。”
“找到了？”
“找到了。”
“如果找不到呢？”
“那就标‘存疑’。”
“标了几次存疑？”
“七次。”
老人合上卷宗。
“七次存疑，零次错。”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沈昭宁摇头。
“意味着你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不知道’的边界在哪里。”
他站起身。
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
“从明天开始，你转正。”
不是协办，是正式核验。
转正的第一天，她收到了一枚印章，小小的，青玉质地，刻着一个“核”字。
带她的管事说：“盖了这个章，就意味着，这份文书从你手上过的时候，是对的。将来无论谁查，无论查到哪一层，你都要为它负责。”
沈昭宁握着那枚印章，第一次感觉到了重量。不是权力的重量，是责任的重量。
女学里，责任是模糊的，是分摊的，是可以推诿的，这里，责任是具体的，是个人的，是无法转嫁的。
那天晚上，她加班到很晚，不是为了表现，是因为她需要时间，适应这种重量。
两个月后，她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难题，一份关于边军粮饷调拨的文书，数字全对，流程全对，印鉴全对。
但直觉告诉她，不对，她说不清哪里不对，只是觉得，这笔账“太干净”了。
干净到像是特意做出来给人看的。她将文书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在附件的一行小字里，找到了破绽。
那行字写着：“按旧例折算”。
而所谓的“旧例”，是三年前一份早已废止的临时条例。
她顺着这条线往下查，发现这个“旧例”在过去三年里，被引用了十七次。
每一次，都用在粮饷调拨上，每一次，都让最终拨付的数目，比应有数目少了一成。
一成，不多。
但十七次累加，是一笔能让任何人沉默的数字，她将十七份文书全部找出来，标出矛盾处，附上废止令的原文，然后放在了司正的案头。
这一次，她没有等到司正，等到的是另一个她从没见过的人。
那人穿着寻常的青衣，看起来平平无奇，说话的声音也很温和：
“这份东西，还有谁看过？”
“只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