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沈昭宁合上账册，直接吩咐：“封存。”原封不动，她亲自写了红签，贴在封皮上，只写了四个字，
“暂不结清。”
红签一出，书务司里立刻起了风，有人私下递话，说这是旧例留下的疏漏；
有人含蓄暗示，提起某位上峰与这笔账的“渊源”；还有人托人传话，说若能“通融”，日后必有回报。
沈昭宁一概不见，不是避人，而是明确回话：“旧账期间，不私会，不受条。”
这句话被一层层传出去的时候，许多人终于意识到，她不是在清账，她是在改规则。
第三日，内府第一次主动过问，不是责难，甚至算不上正式询问。只是在一次例行回报时，有人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听说你把旧账都压住了？”
沈昭宁垂首答：“账未清，不敢放。”
“若清不出来呢？”
“那便一直压着。”
她答得极平静，堂中安静了一瞬，那人看了她片刻，忽而笑了一声。
“你倒是胆子不小。”
沈昭宁没有接这句话，她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被指派做事的人。
她是在向整个内府表态：旧账不清，谁也别想往前走。
第五日，第一批账结清。
不是最多的，不是最重的，而是最“干净”的那一批。她挑得极准，这些账没有背景，没有牵连，甚至不涉及任何关键人物。
可她结得极快，极稳，流程清晰，手续完备，连最苛刻的人也挑不出半点瑕疵，于是，更多的账，被送了过来。
不是明面上的，而是被压了多年、无人愿碰的那种，有的是司库换届时留下的死账，有的是多年前战事遗留的旧窟窿，还有一些，连来处都已经模糊。
沈昭宁一一收下，没有多问，也没有推辞。她只是让人重新登记，重新编号，重新入册。每一本账，都有了明确的位置。
到第七日，书务司里开始私下流传一个说法，
“凡是送到她手里的账，最后都会‘有结果’。”
不论好坏。她成为“专用清账人”，是在第十日，那一日，没有文书。
只有一句口头指令。
“旧账，不必再层层转呈。”
“直接送她。”
这一次，没有“暂行”。
没有人再提出异议。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发现，这不是权力的下放。这是权力的收拢。
权力，就是这样开始集中的。不是靠争，不是靠撕，而是当所有人都发现，
离不开你。
夜深，书务司只余烛火。沈昭宁站在案前，翻开新送来的账册。火光映着她的侧脸，冷静而疏离。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一世，她终于不用再替任何人兜底。因为，账，在她手里。而她，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