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禾看见他喉结动了动，想起昨夜他在院里背稿时的模样：“臣虽布衣，亦愿直言：新政成败，不在奏章之上，在于百姓是否饱食、田亩是否丰盈！”此刻他说得更慢，每个字都像麦粒落进石臼，“十年前，安丰乡三年两涝，三亩薄田要交五亩税；今日，咱们开了十三条灌渠，改了六茬稻种，百户佃户按‘春借秋还，丰年加一，灾年免半’分粮——这不是天上掉的恩典，是咱们蹲在泥里算出来的账！”
前排有个老农突然抹了把脸：“十年前我家小子饿得偷红薯，苏大娘子没报官，反而教我家开田垄；五年前开渠时，林先生带着咱们测水脉，手都磨破了……”
“那年大旱，要不是苏家的阶梯分成法，咱们佃户早揭竿了！”李铁匠的徒弟举着铁锤喊。
周乡绅的胡子抖了抖，欲言又止。
林砚的声音陡然拔高：“诸位可知，这十年咱们多收了多少粮？少交了多少冤枉税？开渠省的工，改种多的稻，分成稳的人心——这些数，都在苏大娘子的账册里！”他转向苏禾，目光灼灼，“政不在庙堂，在阡陌；策不在高阁，在算筹！”
晒谷场炸了锅。
农人们拍着大腿喝彩，匠户们敲着家伙应和，连抱着娃的妇人都跟着喊“说得对”。
苏禾的眼眶热得发疼，她想起刚接手三亩薄田时，被里正堵在门口骂“孤女掌家，坏了规矩”；想起开渠那年暴雨冲垮堤坝，她带着全村人在泥里扒了三天三夜；想起林砚第一次帮她算税单，笔尖点着“重复加耗”的条目说“这钱，不该交”……
“陈小哥，笔！”
陈明礼的手早酸了，可墨汁浸得竹纸透了背，他还在狂草。
林砚每说一段，他便抬头喊一句“再讲一遍”，等记全了才低头飞写。
日头偏西时，他怀里的竹纸堆成了小山，发梢沾着墨点，却笑得像捡了金元宝：“苏大娘子，我这就去集上找刻版匠！连夜誊抄二十份，明儿让商队带往州府，再让游学的学子捎去京城——”
“慢着。”苏禾按住他的手腕，“先给张家庄、李村各送一份。咱们安丰的事，得让四邻八乡先听见。”
三日后的深夜，赵敬之的书房里烛火跳得厉害。
周文昭捧着卷抄本进来时，他正对着窗外的月光喝闷酒。
“大人，这是族学策论会的讲稿。”周文昭把抄本摊开在案上，“林砚竟写‘新政成败在阡陌’，还把安丰乡的变革说成‘百姓自为’，这不是……”
“不是什么？”赵敬之的手指划过“春借秋还，丰年加一”那行字，声音冷得像刀，“他这是在说，朝廷的青苗法不如农人的土法子？”
周文昭压低声音：“更要紧的是，他把安丰十年的税赋漏洞都抖出来了——重复加耗、折变盘剥、豪族隐田……这些事，上头正查得紧。”
烛芯“噼”地爆了个花。
赵敬之突然抓起抄本，拍在案几上，震得茶盏跳起来：“查！查林砚在京中的旧识，查他和苏家的往来，查这篇稿子是谁替他润的笔——”他的指节捏得发白，“我倒要看看，这安丰乡的稻穗，到底是根扎得深，还是风没吹够！”
窗外的夜风吹进来，吹得抄本哗哗翻页，最后一页的墨迹未干，“致天子书”四字被吹得皱起，像道未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