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薛国观和那些反对最激烈的官员身上，做出了裁决：
“新政之行，需有雷霆手段以护其纲。然，法亦不可不慎，朕意已决，‘官商相告’之策先于北直隶、山西两地试行！试行期间，由京察司与锦衣卫严格监督执行，试行一载，观其成效利弊，再议是否推广，或如何修正。”
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如果你想在房子上开一扇窗，那一定不会有人同意，但要是你提出掀起屋顶，那些人又会提出开一个窗。
相同的，如果只提出五天八小时，那最终获得的一定是六天十小时，只有提出四天七小时，最终才能在折中之下获得五天八小时。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
崇祯这是以“试行”为名，强行将薛国观的方案推出了笼子，既没有完全驳回保守派的意见，又坚定地支持了改革派的核心诉求。
“陛下圣明！”薛国观和程国祥等人立刻躬身领命。
而那些反对的官员，虽然心有不甘，但见皇帝心意已决，且只是“试行”于两地，并非立刻推行全国，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憋着一口气，准备在试行阶段再寻衅滋事，他们明白，这位年轻皇帝的意志，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坚定。
朝会就在一片微妙而紧张的气氛中结束。
冬月的寒风掠过北京城的灰墙黛瓦，年关将近，一种节日的惰性开始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悄然弥漫。
无论是令人振奋的“输粮换引”，还是引发争议的“官商相告”，在“过了年再说”这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其推行速度都不约而同地慢了下来。官府的文移往来不再那么急促，衙门的官吏也开始盘算着年节的赏赐和假期。
然而，表面的迟缓之下，消息早已如同长了翅膀，飞遍天下。
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船，驿道上疾驰的信使，都在传递着北方这两项新政的讯息。江南的盐商巨室在园林暖阁中密议，山西的商帮在票号账房间里权衡，各地的官吏则在忧心忡忡地观望，一股巨大的、混杂着期待、焦虑与抵制的暗流，在帝国平静的年末水面下，汹涌奔腾，所有人都明白，年节一过，真正的较量才会开始。
而此时的崇祯却在思量另一件事。
崇祯面前宽大的御案上，摊开了一叠厚厚的手稿，最上面一册的封皮上，是三个遒劲楷字——《忠义传》。
这本书教授的并不是战阵兵法，而是思想教育，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强，不是因为有什么好装备，而是因为士兵的思想先进，只有让士卒知道他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军队才能有好的纪律，才能有高超的战力。
比如后来教员的钢铁洪流，并不是说因为装备先进，当时装备再先进还能比美国强？那为什么抗美援朝的时候还能赢呢？
因为教员的钢铁洪流是人民子弟兵，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所以战力才高。
当然，崇祯选择还不敢要求士兵能达到那个层次，只要军校出来的学生能有后世的三分神采，他也足以打穿现在这个世界了。
在《忠义传》之下，则是关于筹建军校的详细规划，军校的课程设置远超这个时代：除了基础的识字、《忠义录》思想教育、历代战史战例外，还明确列出了算术（用于计算弹道、粮秣、营垒）、火器操演与原理（从鸟铳到红衣大炮）、体能格斗（包括冷兵器运用与徒手搏击）等科目。
他计划将学堂分为两部分：
第一，将校。学员主要从现有的、尤其是那些逐渐被边缘化的旧勋贵子弟中选拔。此举用意深远，一方面可以将这些勋贵势力纳入可控的体系，给予他们出路和希望，相当于一种温和的“安置”，减少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可造之材，毕竟其中不乏家学渊源者。